“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是否构成恶意串通？
社会聚焦 以案说法
（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情形，其中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即属于其中一种。对于此条款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就如何执行问题向来存在颇多争议。有的法律人员甚至认为此条规定过于笼统、而且对“恶意串通”行为难以举证和认定，最好应当取消或避免适用。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保留此条款有相当的必要性。本文从一“村官越权发包土地案”谈起，对“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略作一下探讨，希望能得到法律界人士的批评和指正。
一、越权发包土地案简述
此案件发生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这里位于美丽富饶的黄河三角洲上，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国家唯一生产土地的地方。因为黄河水携带的泥沙每年都要让入海口的海岸线向海中推进几公里，时间久了就会产生出大批的良田。我们案件中所涉及的属于垦利县垦利镇高盖村集体所有的850亩孤岛耕地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土地在形成后一直由高盖村村民集体进行耕种，1981年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几年曾一度疏于管理。约在1991年，高盖村的村官就开始背着广大村民以每亩不足人民币五元的价格对外发包上述土地。约在2001年，该村村民委员会通过诉讼形式解除了与该土地原承包户的合同，该土地的使用权本又该重新回到高盖村全体村民手中。然而，对上述土地所发生的一切变故，都是由个别村官在一手操纵着，广大村民并不知情。村民们都一直认为土地还被原租户持续耕种着。
而实际上850亩集体土地使用权被收回后，高盖村的村官高某（时任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却又背着广大村民在未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未成立土地承包工作小组、未向村民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的情况下，将上述已收回的850亩耕地以该村村民委员会名义（当时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共有三人，除村主任高某外，一名委员对此事不知情，另一名委员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以每亩不足人民币20元的价格出租给薛某（承租时非高盖村村民），租期为12年（自2002年3月18日至2014年3月18日）。薛某承租土地后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一直是通过对外转包的方式来进行渔利（自2007年始，上述耕地对外发包市场价每亩已经达到530元以上）。
2007年，新的村干部上台后，部分村民便开始要求村官对上述土地组织发包和耕种，原村委会主任（现任高盖村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委员）的高某遂拿出上述土地已在2002年3月出租给薛某（现任该村村民委员）等人的《土地租赁合同》。高盖村村民了解到土地又被再次出租或发包的事情真相后，就高某非法出租集体土地之事便开始集体上访，要求政府部门出面予以解决。有关政府领导也曾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过协调，但是无法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最后，高盖村村民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授权村民委员会以“高某和薛某恶意串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签订损害集体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无效合同”为由将高某和薛某告上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依法受理了此案，并迅速组成合议庭来审理此案。庭审时，被告高某和薛某拿不出就土地出租之事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的证据，高某提供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中仅提到“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字样，且高某当庭承认就土地出租之事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薛某的代理人及其提供证人当庭承认就承租土地自己并没有进行耕种而是对外进行转包的事实（理由是“合同中约定了可以对外转包”）。高某和薛某的代理律师认为：高某以村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出租或发包土地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上述土地的出租或发包价格为每亩20元（前五年半实际为10元），比1991年以前村官决定的每亩5元的发包价格要高，故不存在恶意串通和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关于是否举行民主议定程序的证据应当由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承担。
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认为：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新生效的《物权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规定，即对土地出租或发包等涉及广大村民集体利益的重要事项，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的方式解决，即必须由村民委员会提交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必须成立承包工作小组，必须公开承包或经营方案，由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后，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被告高某在未取得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就以原告名义私自对外出租或发包集体土地的行为已构成无权处分，而且该行为严重侵害了高盖村其他村民的平等承包权益和种植权益，属于典型的权力滥用行为和恶意串通行为。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的判决结论是：原告高盖村村民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高某和薛某订立的合同的行为属于恶意串通，而且认定该《土地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本院予以采信。因为被告人之一高某在签订合同时担任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合同书上签字是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原告承担。
二、关于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分析
垦利县人民法院对此越权发包土地案的判决缺少法律和事实依据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高某和薛某两被告“恶意串通”行为不予认定是没有依据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合同法》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的明确规定。其中“恶意串通”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是连在一起来规定的，它们分别反映了合同行为所产生的主、客观方面要件。其中“恶意”反映了合同行为的主观方面要件，“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反映了合同行为的客观方面要件。
按照我们认识事物的逻辑和规律，当事人主观方面的意图或特征是不能由自己主观来证实的（除非当事人自己承认是恶意串通），而必须由其客观所表现的行为或行为后果来具体反映和证实，即客观反映主观，而不是主观决定客观。
即对合同行为而言，是否属于“恶意串通”应当主要看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及行为表现所产生的实际法律后果。本人以为，对恶意串通的构成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具体进行认定：
（一）当事人的经办人订立合同时是否具有法定的职责权限或约定授权。任何法律行为，都是由人来具体操作实施的，合同的订立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商业谈判后最终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一致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是谁在代表当事人作意思表示呢？肯定是由业务的具体授权经办人员或单位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来作意思表示。如果是具体业务授权经办人员，则经办人员必须要取得单位的明确授权，如果是单位的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也应当取得法律、公司章程或相应法律文件的授权。如果非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经办人员不具有单位的明确授权，且在非表见代理的情况下，则构成无权代理。当然、无权代理所订立的合同经被代理人追认后才产生约定的法律效力；正常情况下，非经代理人追认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如果是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越权所订立的合同，其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是必然由单位来承担，还应当结合其他因素具体判定合同是否有效。这些其他因素应包括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等。
（二）合同的订立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这里合同订立“是否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应具体理解为合同订立的程序是否违法和所订立合同的具体内容是否违法。因为从程序上讲，某些合同的订立可能涉及有关当事人双方和国家、社会或第三方的重大利益，必须通过严格的合同订立程序保障才能避免合同内容违法或侵害国家、社会或第三方的利益。如必须通过行政审核或备案的合同、必须经过法定公示要件才生效的合同等。假如合同内容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或法规的规定，如此内容的合同按照合同法52条第（五）款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必然无效的合同。该种无效合同的产生也很可能是当事人恶意串通的结果。即故意订立内容无效的合同。
（三）合同的订立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具体确定合同的订立是否损害了国家、集体或第三方的利益是一个比较难以把握的问题。这一个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实现。但是，本人以为：此问题也并非属于无法具体量化或把握的问题，司法人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来进行认定：1、是否造成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积极财产的流失，如按低于正常市场的价格来处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财产。2、是否侵夺了国家、集体或第三人优先或平等订立合同的机会。如明知第三人有优先权而且同等条件下也会订立此合同却故意背其同其他人订立合同。3、限制或剥夺了合同标的物的合法权利人对标的物的正当使用，如通过合同的订立，使标的物的合法权利人丧失了使用标的物的机会或不能有效正常的使用标的物等。4、标的物权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属于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财产上设定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形式的他项权利等。该种权利的设定可能会危及到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和安全。5、存在其他可能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因素，如存在造成第三方商誉或名誉的损害等因素。
总之，司法审判人员只有在充分考虑此三方面因素的情形下，才能对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作出正确的认定，而且这种认定是通过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和认知事物能力来具体实现的。
三、关于越权发包集体土地应构成“恶意串通”的法律分析。
还以本案为例，高某利用村民委员会职务之便在没有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授权的情形下就集体土地的对外出租或发包事宜与薛某签署《土地租赁合同》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52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规定的情形。其主要事实和理由是：
（一）任何合同的订立都是由具体的人员来办理的，关于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是由高某和薛某具体操作实施的。该《土地租赁合同》订立时，高某是高盖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高某负责管理高盖村村民委员会公章；薛某非高盖村村民；合同上有高某和薛某的名字。
（二）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没有经过正当的法定或约定授权，因为村民委员会行使权力必须有的明确的法律规定或全体村民会议的明确授权。很简单，没有法律规定、没有全体村民会议的明确授权或不按法律规定或授权实施处置集体财产的行为就是越权。该《土地租赁合同》中明确写明该合同是经“村民委员会同意”签订的，而实际当时三名村民委员中，一名不知情，一名一审曾作为被告证人当庭就承认对合同具体内容不知情。而按照法律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行使权力必须是法定的，国家法律没有赋予“村民委员会拥有直接对外出租、发包或处置集体土地的权益”，也没有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可以代表村民委员会或村民会议直接拥有对外出租、发包或处置集体土地的权益”。虽然高某自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权力，但也曾明确承认此出租集体土地行为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没有取得明确的授权。
（三）该《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程序严重违法国家基本法律。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基本法律法律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对本集体土地享有平等的承包权利，对外享有优先的承包权利。土地承包方案的调整或对外发包经营或转包行为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经授权后处置集体财产必须遵从集体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案《土地租赁合同》的订立程序违反国家基本法律的上述规定。
（四）本《土地租赁合同》订立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损害高盖村村民、村集体和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具体表现在：
1、签订因没有经过召开村民大会认可，没有公布承包经营方案，真正剥夺了高盖村村民对自己土地平等的承包权益和对外优先的承包权益。这种侵害村民对集体土地平等承包权和优先承包权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村民和村民集体利益的最大损害。
2、该《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了“承租方在合同期内，可以转包”条款公然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薛某已按照该违法条款将非法承租的土地进行了非法转包，薛某承租或转包高盖村集体土地的行为没有经过垦利镇人民政府批准，其违法行为再次构成对高盖村村民优先和平等的承包权益的侵害。
3、该《土地租赁合同》的签订剥夺了高盖村全体村民对自己土地的正常种植权利，使高盖村村民丧失了耕种本集体土地的机会。
4、该《土地租赁合同》的对外出租或发包，没有经过正当的公开竞价程序。对外出租或发包价格异常低廉，不仅侵害了集体成员的利益，也侵害了非集体成员作为第三人的利益，且不利于实现集体财产增值或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
毋庸质疑，通过我们对“恶意串通”行为构成和本案案情的分析的法律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判定高某和薛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构成典型的“恶意串通”。但是本案审判人员对此“恶意串通”行为却不予认定，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想到此案件的背后可能存在更多不为人知的因素，那我们就不必去猜测或讨论了吧。
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
第17号
2000年9月14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
2001年1月11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的决定(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杭州市地名管理办法
(2000年9月14日杭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00年12月2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的地名管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适应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标志设置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包括：
(一)区、县(市)、乡、镇、街道、居民区、村等名称；
(二)山、山峰、山脉、山谷、河流、湖泊、岛屿、礁、沙洲、滩涂、水道等地形实体和地理实体名称；
(三)公共广场、文物古迹、纪念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开发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等名称；
(四)居住区(包括住宅小区)、集镇、自然村等名称；
(五)城市道路、桥梁、隧道、水库、涵洞、城市公共交通站(点)、铁路站、公路、机场、码头(含轮渡站)、长途客运汽车站、货运枢纽站等名称；
(六)海塘、江堤名称；
(七)大型公共建筑物、构筑物名称；
(八)具有地名意义的农场、林场、渔场、专业市场等名称；
(九)门牌号、住宅楼幢号(包括单元号、室号)。
第四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全市的地名管理工作。区、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地名管理工作。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内的地名管理工作，由开发区、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指定专门机构负责，业务上受市地名主管部门指导。
各级公安、邮政、市容环境、城建、规划、水利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地名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协助地名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辖区内的地名工作。
第二章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
第五条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应当遵循下列规定：
(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有利于人民团结；
(二)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地理或者经济特征，与城市规划所确定的使用功能相适应；
(三)含义健康，符合社会道德风尚；
(四)一般不以人名、外国地名命名本市地名，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五)用字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
(六)一地一名，名实相符，使用方便；
(七)派生地名与主地名相协调。
第六条 下列范围内的地名不得重名或同音：
(一)本市范围内的乡、镇名称，跨县(市)的地形实体和地理实体名称；
(二)市区、县(市)范围内的道路、街道、居民区、村名称；
(三)乡、镇范围内的集镇、自然村名称；
(四)城镇范围内的居住区名称和本办法第三条第(三)、(五)、(六)、(七)、(八)、(九)项所列地名。
第七条 建筑物应当按照地名编门牌号、住宅楼幢号。门牌号、住宅楼幢号应当按照规定的距离按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的顺序编排，相邻建筑物的间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当预留备用的门牌号。
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的编排不得无序跳号、同号。
第八条 地名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地名有偿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章 地名的申报与审批
第九条 行政区划名称，按行政区划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居民区、村的名称按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 山、山峰、山脉、山谷、河流、湖泊、岛屿、礁、沙洲、滩涂、水道等名称，由各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一条 公共广场、文物古迹、纪念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名称，由有关主管部门征求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等名称，由有关主管部门征求所在地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上报审批。
第十二条 杭州市区的居住区名称由区地名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区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县(市)范围内的居住区名称，由镇人民政府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集镇、自然村名称，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报区、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三条 城市道路及其桥梁名称，由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市、县(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除公路桥梁外的其它桥梁名称，由有关主管部门征求县(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市、区管理河流上的码头(含轮渡站)名称，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县(市)管理河流上的码头(含轮渡站)名称由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长途客运汽车站、货运枢纽站名称，由有关主管部门报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跨省、市公路名称，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向市人民政府申报，市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上报审批。
前款规定以外的县级以上公路名称，由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同级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确定。
乡、镇公路名称，由县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同级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确定，其中跨区、县(市)的，由有关县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确定。
第十五条 海塘、江堤名称，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跨市(地)的海塘、江堤名称，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按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上报审批。
第十六条 杭州市区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需要使用名称的，由建设单位或产权所有人征求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县(市)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需要使用名称的，由建设单位或产权所有人征求县(市)地名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建设单位或产权所有人申请建筑物、构筑物命名时，需向地名主管部门提交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七条 具有地名意义的农场、林场、渔场、专业市场等名称，由有关主管部门报市、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地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更名：
(一)因行政区划调整，需要变更区、县(市)、乡、镇、街道、居民区、村等名称的；
(二)因道路走向发生变化，需要变更路名的；
(三)因产权所有人提出申请，需要变更建筑物、构筑物名称的；
(四)因路名变更、路型变化或者道路延伸，需要变更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的；
(五)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批准变更地名的。
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市或者区、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发出地名更名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更名手续。
地名更名的申报、审批程序按照本章规定的地名申报、审批程序进行。
第十九条 因自然变化消失的地名，由区、县(市)地名主管部门报市地名主管部门注销；因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建设而消失的地名，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单位报区、县(市)地名主管部门注销，并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地名命名、更名和注销的申报人应当如实填写地名申报表，并提交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不得作虚假、不实的申报。
第二十一条 居住区名称、本办法第三条第(五)、(七)、(九)项所列地名的申报人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申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前办理地名申报手续。
第二十二条 各级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地名申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批的，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 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审批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审批的地名文件抄送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地名经依法批准的为标准地名，由各级地名主管部门核发《地名使用批准书》。
地名命名、更名后，各级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在三十个工作日内编制新旧地名对照表抄送各有关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使用的地名经过清理整顿，由市地名主管部门汇编入《地名录》。编入《地名录》的地名视为依照本办法批准的地名。
第四章 地名的使用
第二十五条 除门牌号、住宅楼幢号外，依法批准命名、更名和注销的地名，市或者区、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批准或者注销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地名应当按照国家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公布的规范汉字书写，其中门牌号、住宅楼幢号应当同时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应当符合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第二十七条 公告、文件、证件、地图、地理教科书、地名志、地名词典、房地产广告必须使用依法批准的地名。
第二十八条 涉及建筑物、构筑物名称的，下列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有关证件时，应当查验地名批准文件；尚未批准地名命名的，不予办理有关手续：
(一)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发放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
(二)房产管理部门核发房屋所有权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三)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新建住宅综合验收合格证。
第二十九条 地名录、地图、电话簿、交通时刻表、邮政编码簿、工商企业名录等地名密集出版物出版前，必须报所在地的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地名。
出版杭州市区地名密集出版物的由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出版县(市)地名密集出版物的由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
第三十条 各级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地名资料管理制度，保持地名资料的完整，并提供查询服务。
第五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九)项所列地名，应当设置地名标志。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设置地名标志。
第三十二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本办法第三条第(五)项所列地名的标志的设置人，为建设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
(二)居住区名称标志的设置人，为建设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
(三)集镇、自然村名称标志的设置人，为乡、镇人民政府；
(四)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的设置人，为房屋建设单位或者产权所有人。因路名变更、路型变化或者道路延伸而更换的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由道路建设单位或者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设置。
第三十三条 下列地名标志应当在规定的位置设置：
(一)居住区名称的标志，在居住区与主要城市道路或者公路连接的出入口设置；
(二)集镇、自然村名称的标志，在主要城市道路、公路经过或者毗邻集镇、自然村的边缘处设置；
(三)路名标志，在城市道路或者公路的起止点及交叉处设置，相邻交叉处距离较长的，在中间增设路名标志。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名标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在明显的位置设置。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九)项所列地名的标志应当在建设工程交付使用前设置。
居住区名称标志应当在按规划要求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前设置。
本办法第三条第(五)项、第(九)项所列地名更名的，应当由地名标志的设置人自收到地名批准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更换地名标志。
第三十五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人应当使用统一样式的地名标志。
公路、城市道路、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牌的地名标志，按照国家标准的样式制作。
第三十六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人应当保持地名标志的清晰和完好，发现损坏或者字迹残缺不全的，应当予以更新。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名标志的义务，禁止下列行为：
(一)涂改、玷污地名标志；
(二)遮挡、覆盖地名标志；
(三)擅自移动、拆除地名标志；
(四)损坏地名标志的其他行为。
需要移动或者拆除地名标志的，应当与地名标志的设置人协商一致，经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区、县(市)地名主管部门同意并承担相应的补偿费用后，方可实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使用非标准地名的，处以每日100元的罚款；
(二)擅自命名、更名门牌号、住宅楼幢号以外的地名，或者未作如实申报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移动、拆除门牌号、住宅楼幢号牌以外的地名标志或者影响其正常使用的，或者造成损坏的，处以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应当更名的建筑物、构筑物名称，逾期不办理更名手续的，处以警告或者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审核擅自出版地名密集出版物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发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由地名主管部门代为改正，并由地名标志的设置人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
第四十条 地名标志设置人未按规定设置地名标志的，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设置，逾期后仍拒不设置的，处以2000元罚款，并由地名主管部门代为设置，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由地名标志设置人承担。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越权审批或者违法审批地名的，由上级主管部门责令纠正或者予以撤销；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地名管理和审批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1989年6月17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