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劳动法适用范围的扩大
——与吴忠民先生商榷

姚岚秋

2004年2月19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吴忠民先生的《劳动法亟待修改》（以下称“《劳》文”）一文，主要谈了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强化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以及完善集体合同制度等三个问题。笔者拜读之后，对吴先生关于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论述有不同看法。
吴先生在《劳》文中称，作为面对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法》，理应具有普适性，而“大部分在农村中耕种土地的农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相应地，农村大部分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了。”并且，“这种作法的结果，必定会形成大面积的、厚此薄彼的身份歧视现象，固化中国社会已有的城乡二元机构，妨碍城乡的协调发展，妨碍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推进。”笔者对吴先生扩大劳动法适用范围的主张非常赞同，但认为将农业劳动者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并无可取之处。
在这里，吴先生误读了劳动法中“劳动者”的内涵。“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在社会学和法学上各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在社会生产领域从事劳动、获得一定职业角色的社会人。1按照这一定义，凡是以从事劳动获取合法收入作为生活资料来源的公民，不分劳动的内容、性质和地位与身份，都可称为劳动者。 这样，不仅普通工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是劳动者，而且农民、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劳动者，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均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吴先生即作此种理解。但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不同，法律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必须纳入到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关系中加以界定。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产生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所有和使用发生了分离，即劳动者把自己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让渡给用人单位，由单位在劳动过程中管理和支配，由此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进而受劳动法的调整和规范。可见，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在劳动关系中与劳动力使用者——用人单位相对应的一方主体，具体来讲，是指按照法律和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2如果脱离了“用人单位”这个范畴，就无法清楚地界定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综观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除非在企业化的农场里从事有组织劳作的农业工人外，分散地、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者（即农民），从来都没有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道理很简单，农民没有用人单位，他们自己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己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这种特征在小农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我国农民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因此，笔者以为农民不应被纳入《劳动法》中“劳动者”的范畴（当然，当农民兄弟们进了企业成为“农民工”时就另当别论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者的权利就可以被漠视，城乡二元机构就应当被固化，农村劳动者同劳动相关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可以通过与“三农”问题有关的法律，比如《土地承包法》、《耕地保护法》、《村民自治法》、《户籍法》等来解决。如果张冠李戴，不仅仅是贻笑大方的问题，随之带来的法律关系的紊乱，法律体系的错位就不是小事情了。
反过来，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并非只有华山一条路。既然在劳动法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笔者以为，与其盲目缩小劳动者的内涵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不如另辟奚径在用人单位身上作文章。
现行劳动法就是通过列举“用人单位”的方式来划定“劳动者”的外延的。《劳动法》第2条规定，用人单位主要是指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也可称为“用人单位”。相应的，只有在这五种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才可以成为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可以看出，上述“用人单位”的共同特征是：依法招用和管理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支付劳动报酬的社会组织。3在1994年制定劳动法时，只有这五种社会组织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壮大，各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劳动法》列举的五种组织显然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用人单位”的外延。现举两例：非正规就业组织，即城市中的就业困难群体为生产自救而组成的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小规模的生产或服务组织，4如各种社区服务业、家庭工业和小型工艺作坊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即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即原来所称的“民办事业单位”），5如民办学校、民办养老院等。前者类似于企业但不像企业那样组织化和固定化，反映到劳动关系上也没有企业那样正规和稳定，尤其是劳动关系双方一般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管理相对松散。而后者类似于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和业务范围，但又不具有事业单位的国有性质；虽与民办社团一样具有民间属性，但其财团法人的机制又与社团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格格不入，以传统的眼光来看，更加显得“四不像”。尽管已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这两类新型社会组织的用工行为作出了规范，但并不认为它们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所以至今其从业人员仍游离于《劳动法》之外，成为劳动者队伍的边缘群体。曾经就有一位民办幼儿园教师因怀孕被辞退，她走遍中国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最终告状无门。显然，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将非正规就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列为《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以此让它们的从业人员成为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或个人。最近几起家庭保姆在家政服务过程中受伤却找不到法定“埋单人”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得家庭能否构成用人单位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现行《劳动法》之所以将家庭排除在“用人单位”以外，最主要的理由是家庭不具有“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笔者以为，用人单位最关键的特征是与劳动者形成隶属管理关系并支付报酬，“社会组织”只是其外在形式之一，从理论上讲，是否具有组织化的形式并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用人单位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既然已经被《劳动法》列为用人单位的个体经济组织绝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营，那么存在非营利雇佣行为的家庭乃至个人也有理由被认定为用人单位。放眼海外，菲律宾劳动法以及香港地区的雇佣条例都将保姆纳入劳动者的范围，我们的《劳动法》也应当顺应时代要求将存在雇佣行为的家庭认定为用人单位，保姆也就有了法定的“埋单人”。
综上，如果在修改《劳动法》时把上述三种用工主体列入用人单位的范畴，就可以扩大《劳动法》保护范围。当然，立法的具体情况还要视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大众心理的接受度等各种因素而定，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通过适当地缩小用人单位的内涵，以此来扩大劳动者的外延，可以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注释：
1《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劳动人事百科全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741页。
2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董保华著《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法律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4参见2003年六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关于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管理的若干意见》。
5参见宋大涵主编《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作者：
姚岚秋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法律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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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今年下半年工作的讨论纪要

(1980年7月10日)



　　最近，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下半年的工作，现纪要如下：

　　一、团的十届二中全会确定的一九八○年的四项任务，经过上半年全团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实践证明，四项任务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切合当前团的工作实际。我们下半年的工作，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注意连续性，继续围绕四项任务，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把功夫下在求深入、抓落实、出成果上。

　　二、党中央书记处决定，原定于六月召开的全国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延期召开。这是为了充分地、从容地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便把会议开得更好、更有成效。现在，加强青少年教育已成为全党工作日程上的一件大事。各省、市、自治区，各大、中城市，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共青团作为直接的有关部门，也付出了自己辛勤的劳动。各级团委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典型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进一步为会议作好准备；同时，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扎扎实实地研究、解决一些青少年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当前，要从多方面摸索和总结广开门路，满足青少年学习、就业要求的经验和办法。要专题地研究一下青少年犯罪的动向，青少年自杀增多的原因和防范措施，以及一些地方宗教、迷信活动蔓延的情况和对策等。

　　团中央将在前一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写成关于当前青少年教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青少年保护条例》草稿，在进一步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后，即发各地讨论修改。与青少年教育有关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的意见，争取尽快定稿、会签。青少年问题的基本调查和解决问题的典型经验材料，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要继续抓出成果。

　　三、当前青年的思想工作，总的还是按团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个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一个重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要求去进行。许多地方团委上半年按照这个总的要求，从本地本单位实际出发，开展了一些形象、生动的教育活动，把四项原则的教育具体化、实际化了。如上海的“三年比十年”的形势教育活动，西安、沈阳等地以“我爱祖国我爱党”为题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北京中学生开展的“立志成材”活动，天津少年儿童开展的争当新风尚“小红花”活动，都收到较好的效果。部队和一些地方团组织在青年中进行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中国青年》等报刊开展的关于人生的意义的讨论，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都说明，只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出发，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讲事实，讲真话，讲道理，努力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结合起来，我们的思想工作就可以逐步地做到吸引人、打动人、说服人。那种认为现在青年“刀枪不入”，思想工作无能为力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当前情况，书记处建议，下半年着重地抓好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教育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力争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各地、各单位主要开展什么活动、解决什么问题，由本地、本单位团组织在党委领导下自行决定。在一切为了四化，坚持四项原则的总题目下，形式、方法可以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力求有所创新，有所贡献。

　　对青年的思想工作，一定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承认差别，承认不平衡，从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觉悟程度和不同经济、文化状况青年的实际出发，按照循序渐进的规律，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提高觉悟水平。“起点”不宜过高，工作不可太急。那种不分对象的“一刀切”和一律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符合辨证法，效果并不好。要多做潜移默化的工作，少提那种“立竿见影”的要求。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放在扎扎实实、点点滴滴的工作上。

　　要认真重视和办好青少年报刊，使它们真正成为新长征的号角和青少年的良师益友。

　　四、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要从增加经济效果和培养锻炼人才两个方面引向深入，提高水平。今年以来，工交基建财贸战线的突击手活动，正逐步转到“八小时内创一流”和对工艺、设备、技术进行挖潜、革新、改造上来。农村团组织注重了经济政策的落实，从有利于体制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出发，活动更加因地制宜，做到了灵活、小型、多样。这些都是好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地方，突击手活动有“凉下来”的苗头，这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突击手活动一定要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形势，有利于在计划经济指导下，贯彻执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经济建设方针。要避免搞那种无益的概念争论，老在几项工作的“关系”上扯来扯去。重要的是要以实干家的精神去做工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活动的形式、方法上提倡多样化、具体化，只要是有助于提高经济效果和培养人才的活动都应该允许、支持。下半年，团中央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煤炭战线青年掘进队的“双上纲要”竞赛；推广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团委的经验，在财贸战线开展“优质服务多贡献，争当商品小专家”的活动；总结纺织系统“创一流，破纪录”的操作表演和铁路系统技术比武的经验。在农村，着重研究、总结适应现行政策和体制的农村多种能手竞赛活动和科学实验、植树造林、多种经营的经验。

　　下半年，城乡都要突出地抓一下青年的业余学习。各级团组织要担当起组织青年学习的责任，为青年的业余学习多创造一点条件，办几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总结、宣传通过业余自学成才的典型，主动配合教育部门，认真办好城乡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夜校、技校、短训班，千方百计帮助青年提高文化技术水平。还要关心和研究各个岗位上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使用问题。

　　五、开好团的基层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创先进团支部，争做合格共青团员，提高团组织战斗力的问题。对团的基层建设，去年以来，特别是团的十届二中全会以来，各地都引起了重视，加强了工作。创先进团支部的活动，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有了进展。已有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团委在六十六个团支部办点，其中有八个省、市、自治区团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办支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团的基层建设。但是，目前县社两级团的工作还很薄弱，团的基层组织中问题仍然不少，部分团员的模范作用发挥的不够好，团组织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作用也还不够突出。这种状况同党对团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这是一个尖锐的课题，也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下半年，我们将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开好团的基层工作会议。团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团委和地、市、县团委都要深入下去，把基层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搞清楚，并在研究、解剖基层先进经验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基层团支部工作的三个条例(草案)已经下发试行，请各地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修改和完善。

　　根据党中央关于改革干部队伍的结构精神，按照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积极研究、解决团干部的配备、来源、培养、管理等问题。

　　六、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0］五十一号文件，积极建设文娱体育活动阵地，丰富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生活。要求各级团委，在认真学好中央［1980］五十一号文件，深刻领会中央指示精神的基础上，主动请示党委并同有关部门协商，不失时机地提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措施、规划和方案，提交党委或政府讨论决定，把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列入城建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特别要象武汉那样艰苦创业，广开门路办阵地，既靠党和政府支持、左邻右舍资助，又靠社会各方、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力量，把重点放在建设基层文化活动阵地上。我们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排除万难，把建设活动阵地这件事情抓好，争取今年有一个较大的进展。

　　在积极恢复、建设活动阵地的同时，要注意充分利用现有的阵地，挖掘潜力，改善设施，丰富活动内容，吸引、团结更多的青少年，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服务。

　　继续按团中央《关于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见》和武汉现场会议的精神，组织好青少年的业余生活。

　　七、全团带队，加强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领导。要充分认识和积极发展全党重视少年儿童、重视少先队工作的大好形势。团、队组织要大力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和党中央书记处座谈会上胡耀邦、赵紫阳同志讲话的精神，扎扎实实地解决具体问题，把少先队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加强辅导员的配备、训练和指导，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推广天津市争当树新风的“小红花”活动的经验，把“大种蓖麻，支援四化”和“可爱的祖国”远足两项活动抓出成效来。继续抓紧少先队的发展工作，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

　　八、外事、旅游和青年统一战线工作，按原来的计划和安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