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辩护的执法环境与行为规范


柯葛壮/李忠诚/朱洪超/卞建林

〔编者按〕关于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辩护的时间问题争议已久。最近，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拟将律师参加刑诉的辩护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这无疑是我国诉讼制度的一大进步。现在更重要的问题已是在新的执法环境下如何使检察官、律师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化，提高执法、执业水平，本刊约请几位作者就此问题进行笔谈，以供大家深入研究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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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 柯葛壮 副研究员）

律师提前于审查起诉阶段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上的操作性问题，也不应看作是律师方的争权问题，而是涉及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的重大问题。这一保障，不仅对被告人来说，是直接得益者，并且对于公检法机关提高办案质量，及时避免冤假错案也有益处。


被告人一旦被拘捕后，直至法院公开审判之前，基本上就处于秘密审讯、孤立无援的状态，并且由于被告人往往缺乏法律知识，其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的合法权益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加以保护，甚至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的侵权行为，也不知或不敢提出控告，因此迫切需要律师及时提供法律帮助。


辩护律师的特定身份和职业，决定其提前进入诉讼后，必然与控方处于相对的地位，对于控方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促进控方严格依法办事，更细致、全面地做好取证工作。这应看作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日本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在被统计的1270件错误起诉、错误判决的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错案，是在起诉之前完全没有进行辩护活动所造成的。并指出，在嫌疑犯被拘留审查阶段没有辩护人参与时，容易发生误判（参见《国外法学参考》1982年第1期，第51页）。可见，
律师提前参加辩护对于保障办案质量是极为有益的。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是我国宪法肯定的一项原则。我国刑诉法总则第二条中规定：“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同条第二款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律师的提前辩护，有利于这些规定的落实。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英美法系国家或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原苏联、东欧国家，均允许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即予介入。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做法。1990年哈瓦那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一条规定：“一切个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五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者被指控有刑事罪的一切人，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1994年里约热内卢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8条规定：“国家必须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便保护保证刑事被告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国家应让其免费享受律师的帮助。”第19条规定：“羁押中的被告人有权与其律师秘密交谈。进行任何阶段的刑事侦讯时，律师均有权在场。”第20条规定：“辩护律师从诉讼一开始便可以阅看追诉的各项文件。”因此，律师从审查起诉阶段开始进行辩护活动，是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发展趋势的，也可以说是同国际接轨的一项具体表现。

检察官应适应新的执法环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李忠诚 博士）

修改后的刑诉法将确定被告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从而使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进一步公开化、民主化。面对新的执法环境，参与诉讼的主体都需要重新规范自己的诉讼行为。检察官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参加刑事诉讼的国家法律监督者，更应当更新观念，增强适应性，严格执法，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首先，检察官应当更新执法观念。律师提前介入诉讼，使检察官的执法环境由过去的封闭式走向开放。因此，检察官在刑诉活动中既要追究犯罪，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被刑事追究，并注意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执法中注意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利，为其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提供必要的方便，不得刁难歧视。正确认识律师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克服因两者诉讼职能对立而产生的消极对抗心理，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使两者的诉讼行为统一起来，共同推进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


其次，检察官应当增强对新的执法环境的适应性。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的积极作用在于推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从及时有效地追究犯罪而言，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效应——增加了侦查、起诉的执法难度。为了适应这种执法环境，检察官不应当消极抵触，而应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增强程序意识，提高收集证据的质量和效率，要善于听取辩护意见，防错防漏。不仅如此，检察官要有较好的心理素质，提高抗“干扰”能力。律师提前介入诉讼，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力度加大了，正确的舆论监督可以促使检察官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当舆论出现误导时，检察官应有承受误解的能力，经受委屈的考验，用自己的积极工作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检察官应当严格执法，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诉讼行为。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应当成为严格执法的模范。严格执法要求检察官要依法追究犯罪，保障律师介入诉讼所享有的权利，尊重律师依法进行的正当诉讼行为，并给予必要的便利。当律师出现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情况时，也应当依法提出纠正，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代替法律，切忌把律师的正当诉讼行为作为违法犯罪追究。严格执法的法应当指广义的法而言，既包括刑事诉讼、检察院组织法，也包括律师法和其他法律、法规。


总之，律师提前介入诉讼，检察官应当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充分做好心理准备，增强适应性，严格依法规范自己的诉讼行为，以适应新的执法环境，为推进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提前辩护后的律师权利与义务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朱洪超 主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律师法》的出台，律师提前介入刑事案件的辩护工作将成为现实。如何适应新的要求来做好刑事辩护工作，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课题。我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明确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与义务，使这项工作能够规范化。


根据刑诉法修改案和律师参与刑事辩护工作的实践，律师要提前介入刑事案件，必须享有如下权利：会见当事人并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的权利；代理中涉及向有关部门控告的权利；申请取得候审的权利；了解被控告罪名的权利；与当事人通信的权利；为当事人保密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它实际上将律师参与审查起诉阶段的活动，作为刑事辩护工作的一部分，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因此，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的要求，配合律师行使好这些权利，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律师的执业权利加以限制，相反应当保护，这样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亦加快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规范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查证程序和从宽处罚幅度，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切实贯彻执行。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为规范司法实践中对自首和立功制度的运用，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等规定，对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自动投案”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七种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1、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2、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4、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5、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二、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体认定

　　《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除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身份等情况与真实情况虽有差别，但不影响定罪量刑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虽然投案后没有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但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或者如实交代的犯罪数额多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一般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或者已交代的犯罪数额与未交代的犯罪数额相当，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时虽然没有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司法机关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实之前主动交代的，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三、关于“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和“不同种罪行”的具体认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向司法机关主动如实供述本人的其他罪行，该罪行能否认定为司法机关已掌握，应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如果该罪行已被通缉，一般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作出判断，不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认定为还未掌握，在通缉令发布范围内的，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已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视为已掌握。如果该罪行未被通缉、也未录入全国公安信息网络在逃人员信息数据库，应以该司法机关是否已实际掌握该罪行为标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如因受贿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应认定为同种罪行。

　　四、关于立功线索来源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将本人以往查办犯罪职务活动中掌握的，或者从负有查办犯罪、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处获取的他人犯罪线索予以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亲友为使犯罪分子“立功”，向司法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能认定为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

　　五、关于“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具有下列行为之一，使司法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属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1、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以打电话、发信息等方式将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约至指定地点的；2、按照司法机关的安排，当场指认、辨认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3、带领侦查人员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4、提供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联络方式、藏匿地址的，等等。

　　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等基本情况，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

　　六、关于立功线索的查证程序和具体认定

　　被告人在一、二审审理期间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线索内容具体、指向明确的，应及时移交有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侦查机关出具材料，表明在三个月内还不能查证并抓获被检举揭发的人，或者不能查实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可不再等待查证结果。

　　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不属实，又重复提供同一线索，且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材料的，可以不再查证。

　　根据被告人检举揭发破获的他人犯罪案件，如果已有审判结果，应当依据判决确认的事实认定是否查证属实；如果被检举揭发的他人犯罪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可以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书面查证情况认定是否查证属实。检举揭发的线索经查确有犯罪发生，或者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可能构成重大立功，只是未能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的，对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一般要留有余地，对其他被告人原则上应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协助抓获的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因法定事由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终止审理的，不影响对被告人立功表现的认定；被告人检举揭发或者协助抓获的人的行为应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因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宣告刑为有期徒刑或者更轻刑罚的，不影响对被告人重大立功表现的认定。

　　七、关于自首、立功证据材料的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的自首证据材料，应当包括被告人投案经过、有罪供述以及能够证明其投案情况的其他材料。投案经过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被告人投案时间、地点、方式等。证据材料应加盖接受被告人投案的单位的印章，并有接受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审查的立功证据材料，一般应包括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及证明其来源的材料、司法机关的调查核实材料、被检举揭发人的供述等。被检举揭发案件已立案、侦破，被检举揭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公诉或者审判的，还应审查相关的法律文书。证据材料应加盖接收被告人检举揭发材料的单位的印章，并有接收人员签名。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证明被告人自首、立功的材料不规范、不全面的，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予以完善或者提供补充材料。

　　上述证据材料在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一、二审审理时已形成的，应当经庭审质证。

　　八、关于对自首、立功的被告人的处罚

　　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处罚的幅度，应当考虑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社会影响、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自首的还应考虑投案的主动性、供述的及时性和稳定性等。立功的还应考虑检举揭发罪行的轻重、被检举揭发的人可能或者已经被判处的刑罚、提供的线索对侦破案件或者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所起作用的大小等。

　　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的，一般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犯罪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类似情况下，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的从宽幅度要适当宽于具有立功情节的被告人。

　　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对于被告人具有自首、立功情节，同时又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既要考虑自首、立功的具体情节，又要考虑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确定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累犯的前罪为非暴力犯罪的，一般可以从宽处罚，前罪为暴力犯罪或者前、后罪为同类犯罪的，可以不从宽处罚。

　　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被告人的处罚，应注意共同犯罪人以及首要分子、主犯、从犯之间的量刑平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检举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地位、作用较次的犯罪分子的，从宽处罚与否应当从严掌握，如果从轻处罚可能导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从轻处罚；如果检举揭发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的是其他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一般应依法从宽处罚。对于犯罪集团的一般成员、共同犯罪的从犯立功的，特别是协助抓捕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充分体现政策，依法从宽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