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第九次全国高校党建会议的有关工作部署，现就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增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思想文化阵地的政治意识，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新的媒体，越来越成为高校师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并对大学师生的学习、生活乃至思想观念发生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拓展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渠道和新手段，为加强和改
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网络，可以快捷、准确地了解师生的思想情绪和他们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相互沟通；可以及时获取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和视野；利用网络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活
动。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网上良莠混杂的信息，增加了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辨别真伪的难度，一些人在网上发表的不负责任的信息和议论易于产生某些思想混乱，敌对分子利用网络进行煽动，可能影响高校和社会的政治稳定。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
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同时防止一些人利用网络传播错误的思想和信息，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目前，一些高校在利用网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如在党委领导下，成立党政领导和党委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有关技术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加大经费和设备的投入；开设网上党校、网
上团校，设立理论学习、时事政策、“两课”辅导与答疑、心理咨询、学生生活服务、校务公开征询等网站，努力增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在总体上，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工作还刚刚起步，在思想认识、工作体制、条件保障、队伍建设等方面，都亟待大
力加强。
各地教育部门、高校党政领导和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深入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的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李岚清同志在第九次全国高校党建会上关于要“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师生在享受因特网传播信息便利、快捷的同时，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抵御错误思潮和腐朽生活方式影响的能力”的重要讲话，针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进一步增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思想文化阵地的政治意识，提高对思想
政治教育进网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和利用网络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尽快作出具体规划和统一部署，提上学校重要议事日程。
二、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扎实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各项工作。
各地教育部门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和建设、管理，对有关工作作出规划和部署。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规划校园网的建设和管理。影响较大的高校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由负责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党委领导为组长，由主管网络建设工作的
校领导和学校宣传思想、学生工作、稳定工作和网络技术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领导小组。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纳入校园网络建设的总体规划，将网络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进行规划和部署。要根据网络技术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需要
，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明确党委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和技术部门等的具体职责，做到职责明确，责任到人。
三、要根据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的变化情况，充分运用网络手段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
当代大学生在成长的环境、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接受信息的形式、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发生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要根据这些新的变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开展丰富生动的形势与政策宣传教育
；深化“两课”教学改革和邓小平理论“三进”；及时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和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做好教育引导工作、纠正重大错误信息和批评错误言论等工作；宣传学校改革发展的成就和将要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推进校务公开和决策民主；加强党建和团建工作；活跃学生课外
生活和校园文化活动，弘扬主旋律，扶植正气等等。各高校都要重点规划建设几个在师生中有吸引力、有影响的网站。
四、进一步健全有关管理办法，加强对上网师生的自律教育。
各高校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规范网络运作，加强对局域网、校园网的管理，加强对免费个人主页及其链接的审查，落实实名注册登记，并通过必要的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阻止各类不良信息进入校园。要将管理和教育结合起来，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形式
，增强师生上网的法制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自律意识和安全意识，培养健全人格和高尚情操，树立良好的网络道德，自觉构筑抵制不良冲击的“防火墙”。
五、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加强队伍建设。
各高校要对广大教职员工普遍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进网络的教育。同时，要培养一支既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熟悉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又能较有效地掌握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能够在网络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队伍，包括专职工作人员队伍、党团员和师生骨干队伍，是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重要的组织保证。各高校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培训，并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熟悉和使用网络的条件。教育部将分批对各地教育部门主管处室人员和直属高校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各地教育部门也应制定规划，组织对有关人员
的培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应主动加强有关网络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努力适应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需要。
六、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所需要的人员编制和必要经费、设备等方面给予切实保障，并做好硬件与软件建设规划，认真论证技术方案，抓好落实和检查。
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结合实际，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有关工作情况请及时报我部。



2000年9月22日
国家赔偿确认问题的探讨

作者：张朝泓

张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区公安局扣押现金6万元，之后，区公安局又扣押张某在农村信用社的存款10万元和在农业银行营业所的存款9万元，总共扣押张某25万元。区检察院以张某敲诈勒索受害人264200元，向区法院提起公诉，区法院认定了指控的事实并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年。张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将该案发回重新审理。区法院重审后仍认定张某敲诈勒索受害人264200元，再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六年。张某又不服，再次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刑事判决，认定张某敲诈勒索他人财物6万元，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终审判决认为，由于张某与被害人原有不正当关系，被害人还应张某的要求多次拿钱给张某，没有及时报案，现双方又各执一词，致原给钱的行为是否被敲诈勒索难以认定，故原审法院认定张某的犯罪数额为264200元显然证据不足，应予纠正。张某在服刑期间授权委托律师向区公安局申请确认侦查期间扣押其名下存款19万元的行为违法并要求国家赔偿。区公安局不予确认、逾期不予赔偿。张某又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也逾期不作决定。张某遂向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能否立案受理作出赔偿决定？

一种观点认为：对张某作出有罪判决，但是判决结果未涉及，而已经被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扣押的财产，应当视为对该部分财产采取的扣押行为已经被确认违法。因为，在刑事案件审判中，根据《刑法》规定，对犯罪所涉及的财产应当一并作出处理。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未处理的财产，应当视为是当事人与犯罪行为无关的财产。既然扣押的财产与当事人犯罪行为无关，侦查机关对该项财产所采取的扣押措施当然是违法的，无须另行确认。[1]司法机关以司法文书方式通过具体的决定、裁定、判决等行为造成赔偿请求人损害的，只要有新的法律文书从结果上已经否定司法机关先前行为的合法性的，就应当视为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得到确认。[2]在区公安局和市公安局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前提下，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立案受理张某的赔偿申请并作出决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赔偿委员会审理司法赔偿案件，必须具备违法侵权已经过确认的前提。除了纠正刑事案件的错误羁押的裁决可以视作已确认违法之外，其他案件均要经过侵权机关的违法侵权的确认才能进入司法赔偿程序。又由于当事人要求确认违法的案件，并非一定违法侵权。司法机关确认程序结束、确认未违法的案件，则不能作为司法赔偿案件进入司法赔偿程序。[3]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在刑事赔偿中，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或人民法院以证据不足判无罪的涉案财产，有关机关是否可认定为“违法所得”，移送有关机关或直接返还被害人，还是应当直接返还赔偿请求人？此似宜应依不同情形作出不同处理：（１）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违法所得”，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２）如相对人有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移送相应行政机关处理；（３）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不属“违法所得”，应发还相对人；（４）如相对人无行政违法行为，财产属被害人所有，亦应发还相对人，责令相对人归还被害人，如相对人不归还，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4]因此，没有被人民法院有罪判决所认定的财产，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人民法院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即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与公安起诉意见书、检察起诉书认定的犯罪数额不一致时，生效刑事判决书不能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侵犯的确认。是否存在《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办理。《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在公安机关逾期不予确认、不作决定的情况下，赔偿委员会不能就赔偿请求人的申请，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予以立案受理，赔偿请求人只能申诉。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不应立案受理张某的赔偿申请并作出赔偿决定。

上述是二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本案能否立案受理，这个问题实质涉及生效的终审刑事判决能否视为公安机关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扣押违法的确认？即能否视为确认的问题。

一、 确认违法程序和司法赔偿程序

赔偿确认指的是对国家赔偿及其赔偿义务机关的认可，违法侵权确认指的是对违法侵权行为的认定，我国国家赔偿程序中的确认当指违法侵权确认，不能用赔偿确认代替违法侵权确认。

设立确认违法程序的目的，就是要查清司法机关违法侵权的事实是否存在，而司法机关违法侵权则是给予司法赔偿，解决司法赔偿纠纷的基础和前提，属于司法赔偿程序审查的重要内容。又国家赔偿法将确认违法程序作为司法赔偿的前置程序，那么确认违法的条件也是司法赔偿的条件，故确认违法程序是整个司法赔偿程序的组成部分。[5]

许多人认为，国家赔偿法第三、四、十五、十六条即确认标准的规定，理由是第九、二十、三十条规定：“对依法确认有”上述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实际上，上述四条规定是国家赔偿范围的规定，而不是确认标准的规定。从国家赔偿法的体例来看，第三、四条的规定是行政赔偿范围，第十五、十六条规定的是刑事赔偿范围；第九、二十、三十条是关于赔偿程序的规定。也就是说，第九、二十、三十条关于“依法确认有”上述四条国家赔偿范围“规定情形”“应当给予赔偿”的规定，系指依法确认这些法定赔偿范围的违法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行为之情形是国家赔偿的充分必要条件。上述四个条文只是分别指出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范围中违法侵权情形的类型，如违法拘留、非法拘禁、错误逮捕、错误判决，这些违法侵权情形尚需经过依法确认才能从理论变为现实，至于如何确认有赖于具体的标准，比如说什么情况下属于违法拘留或者非法拘禁，什么情况下属于错误拘留或者错误逮捕以及错误判决，仅仅依据这四个条文是不能做出具体判断的，需要有明确的标准才能进行衡量。故而，国家赔偿法第三、四、十五、十六条尚不为确认违法侵权的标准，其他法律也没有作出确认违法侵权标准的规定。但是，国家赔偿法这四条规定的情形却是确认违法侵权标准的客体，即制定确认违法侵权的标准要针对这四条规定的情形而确定。[6]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赔偿请求人要求确认有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被要求的机关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有权申诉。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即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刑事案件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情形，确认违法与司法赔偿应该适用不同的程序。另《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侵权应予赔偿的行为适用刑事赔偿程序。”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违法侵权行为的非刑事司法赔偿程序，也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确认违法与司法赔偿分设的程序。但《国家赔偿法》第九条却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行政赔偿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即确认违法与行政赔偿的程序可以合并，可以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程序。综上，除了行政赔偿外，司法赔偿（刑事案件实体、程序中涉及的刑事赔偿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涉及的非刑事司法赔偿）均应适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确认与赔偿分设的程序。也即赔偿请求人申请司法赔偿，必须先向侵权机关或者侵权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确认，然后才能进入司法赔偿程序。[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试行）第三条明确规定：“赔偿请求人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的司法侵权行为应当先经依法确认”，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第五条也有类似的规定。由此，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违法确认是司法赔偿的前提，这一点无可质疑。[8]

二、视同确认和应当确认

（一）、视同确认在司法赔偿中大量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五条对人民法院赔偿的视同确认作出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裁定、决定，属于依法确认，当事人可以根据该判决、裁定、决定提出国家赔偿申请：（一）逮捕决定已经依法撤销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除外；（二）判决宣告无罪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三）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四）、（五）项规定的行为责任人员已被依法追究的；（四）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行为，并已依法作出撤销决定的；（五）依法撤销违法司法拘留、罚款、财产保全、执行裁定、决定的；（六）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对人民检察院的视同确认也作出规定：“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者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申请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二）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书；（三）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四）不起诉决定书；（五）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的复查决定书；（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予以释放的证明书；（七）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八）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九）对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

（二）、对于不属视同确认的，应当适用专门确认程序，由确认机关对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申请确认的案件在原审判、执行过程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确认违法：（一）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释放后，未依法撤销逮捕决定的；（二）查封、扣押、冻结、追缴与刑事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并造成损害的；（三）违反法律规定对没有实施妨害诉讼行为的人、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等，采取或者重复采取拘传、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且未依法撤销的；（四）司法拘留超过法律规定或者决定书确定的期限的；（五）超过法定金额实施司法罚款的；（六）违反法律规定采取或者解除保全措施，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七）超标的查封、扣押、冻结、变卖或者执行确认申请人可分割的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八）违反法律规定，重复查封、扣押、冻结确认申请人财产，给申请人造成伤害的；（九）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十一）对应当恢复执行的案件不予恢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二）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十四）对依法应当拍卖的财产未拍卖，强行将财产变卖或者以物抵债，给确认申请人造成伤害的；（十五）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书有无违法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第八条规定：“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判决有罪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侵犯人身权情形依法确认：（一）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予以确认；（二）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予以确认；（三）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拘留、逮捕，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拘留的，不予确认。”第九条规定：“请求返还被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的赔偿请求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有无违法侵犯财产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复查纠正决定书及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或者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以确认论；（二）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财产的，予以确认；（三）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为当事人个人合法财产的，予以确认；（四）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于违法侵权事实尚未得到确认的赔偿请求，被控告有违法侵权的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或者上一级公安机关，应当首先对侵权事实和是否违法进行查证，对是否有违法侵权事实作出确认或者不予确认的决定。

目前，公安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公安部门没有相应的规定哪些情形可以视为确认，哪些情形应当进行确认。

基于上述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二审法院生效的终审刑事判决不能视为对区公安局多扣押张某19万元违法的确认。对张某的赔偿申请，二审法院赔偿委员会不能立案受理并作出赔偿决定。

从上述的案件，我们看到，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确认行为违法是请求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赔偿请求权人获得国家赔偿的必经程序，而申请确认启动的是内部监督机制，完全依靠侵权机关自律行为实现。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确认程序成为请求权人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请求权人很难拿下确认这个“入门证”，也就无法得到国家赔偿。改进确认法律框架的方向是，首次即在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进行，请求人不服的，再逐步向更高一级司法机关申请确认，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确认为最终确认。建立司法确认选择机制，赔偿申请人可以选择向其上一级机关确认或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便于当事人请求确认。[9] 或者可以设立一个统一的终局确认机关，行使对各司法赔偿确认申诉的办理，其决定意见为终局的确认意见。也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所谓的司法诉讼，是指司法相对人与司法主体在司法法律关系领域发生纠纷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查司法主体的司法行为的合法性，并判断相对人的主张是否妥当，以作出裁判的一种活动。 [10]对赔偿事项不予确认的，赔偿请求人只能有权申诉的规定，不仅基本上堵住了许多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救济途径，而且使得国家赔偿法第三章关于刑事以及非刑事的司法赔偿形同虚设。在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利用这一条的规定对应予确认而不予确认的赔偿案例屡见不鲜，虽然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就此作了许多的努力，但因为《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过于明确，因此难以作出解释。这个规定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建议应当取消，变申诉为起诉似更妥当。[11]同时，可以考虑追加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第三人参加司法诉讼，对有罪判决认定之外的财产进行确认并作出决定或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