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名牌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常政办函〔2007〕97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德山开发区、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西湖管理区、西洞庭管理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常德名牌产品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OO七年十月十日

常德名牌产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名牌战略的实施，加强常德名牌产品监督管理，规范常德名牌产品的评价，引导和支持企业创名牌，指导和督促企业提高质量水平，增强我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国务院颁布的《质量振兴纲要》、省政府颁发的《质量振兴规划》，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常德名牌产品是指实物质量达到省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市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本市同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第三条 常德名牌产品评价工作坚持以市场评价为基础，以政府积极推动、引导、监督为保证，以用户（顾客）满意为宗旨的总体推进机制。
第四条 常德名牌产品评价工作坚持企业自愿申请，科学、公正、公平、公开，不搞终身制，不向企业收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负责制定常德名牌产品推进工作目标、原则、范围和任务，组织实施常德名牌产品的评价工作，并加强常德名牌产品的宣传、培育工作。
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名牌办）设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的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以及有关常德名牌产品的投诉处理。
第六条 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每年根据工作需要，聘任有关方面专家进行具体评价工作。
第七条 各区县（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常德名牌产品的申报和推荐工作，并组织实施对常德名牌产品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八条 申报常德名牌产品称号，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规定；
　(二)实物质量在同类产品中处于本市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居本市同类产品前列；
　(三)企业年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入库税收、现金净流量、资产负债率、节能指标等居本市同行业前列；
(四)产品批量生产已满三年，达到合理经济规模，产品商标已获准注册；
　(五)企业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技术条件或技术装备，技术创新、产品开发能力居本市同行业前列；
　(六)企业标准体系、计量检测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并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
　(七)企业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顾客满意程度高；
(八)企业实现了污染物达标排放，推行清洁生产。
　第九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常德名牌产品称号：
　(一)使用境外商标及未注册商标的；
(二)列入生产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管理范围的产品而未获证的；
(三) 近三年内，有被县级以上质量监督抽查判为不合格经历的；
　(四) 近三年内，出口商品检验有不合格经历的，或者出口产品遭到国外索赔的；
(五) 近三年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者有重大质量投诉经查证属实的；
（六）有其他严重违反质量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四章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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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建立以市场评价、质量评价、效益评价和发展评价为主要评价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十一条 市场评价主要评价申报产品的市场占有水平和用户满意水平；质量评价主要评价申报产品的实物质量水平和申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效益评价主要对申报企业年销售收入、入库税收和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评价；发展评价主要评价申报企业的技术开发水平和企业规模水平，评价指标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适当倾斜。
第十二条 不同产品评价细则的制定、综合评价中评分标准的确定、不同评价指标权数的分配、不能直接量化指标的评价方法、评价中复杂因素的简化以及综合评价结果的确定等，均由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确定。

第五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三条 常德名牌产品评价工作每年进行一次。每年第三季度由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公布申报常德名牌产品目录、受理申请的开始和截止日期。
第十四条 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如实填写《常德名牌产品申请表》（另行制定）、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报区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推荐意见，再送市名牌办。
第十五条 市名牌办汇总推荐材料后，组织有关人员对企业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确定初审名单，并将初审名单及其申请材料分送相应的专家评价。
第十六条 市名牌办将各专家评价意见汇总分析后，提交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审议确定初选名单。
第十七条 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将全体委员会议审议确定的初选名单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一周，广泛征求意见。
第十八条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的名单，再次提交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审议，12月底最终确定常德名牌产品名单并公布。

第十九条 以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名义授予“常德名牌产品”称号，颁发常德名牌产品证书及奖牌，并按税收级次由同级人民政府给予1万元奖励。对既获得市名牌产品又获得省或中国名牌产品的以最高奖项计奖，不重复给奖。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常德名牌产品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企业可以在获得常德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告宣传以及有关资料中使用常德名牌产品的称号并注明有效期。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常德名牌产品称号只能使用在被认定型号、规格的产品上，不得扩大使用范围。未获得常德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不得冒用常德名牌产品称号；被暂停、撤消常德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超过有效期未重新申请或重新申请未获通过的产品，不得继续使用常德名牌产品称号；禁止转让常德名牌产品称号，违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常德名牌产品在有效期内，列入“打假保名优”活动的重点保护范围，常德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应积极配合执法部门作好打假保名优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常德名牌产品优先列入创湖南名牌产品计划，择优推荐申报中国名牌或国家免检产品。常德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优先列入创湖南省质量管理奖企业，择优推荐国家质量管理奖企业。
第二十三条 对已经获得常德名牌产品称号的产品，如产品质量发生较大波动，消费者（用户）反映强烈，出口产品遭国外索赔，企业发生重大质量事故，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运行出现重大问题等，常德市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有权暂停或者撤销该产品的常德名牌产品称号。
第二十四条 参与常德名牌产品评价工作的有关机构和人员，要保守企业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保护知识产权；要严以律己、公正廉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进行评价。对于违反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将取消其评价工作资格。凡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未构成犯罪的，由所在的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申请企业及有关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应当真实，严禁弄虚作假。对采取不正当方法获取常德名牌产品称号者，将予以取消，并通报批评，三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常德名牌产品申请。
第二十六条 各区县（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名牌战略的推进工作，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原则，组织实施。
除按本办法规定的常德名牌产品评价工作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进行市级名牌产品评审活动。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常德市名牌产审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重读戊戌变法

　 包万超

　 中国的宪政移植运动发轫于戊戌变法，文化抵抗也自此揭开了“民族主义”的旗号，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康有为在戊戌五六月陆续进呈的《日本变制考》中，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氏看来，制定宪法，行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人民不会与朝廷疏离，而会竭尽心智能力，使政举法行，国家可长治久安。

　 康有为认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激烈的，但改变的过程必须缓慢平和。在实现全民共知的“太平世”之前，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的过渡时期。在《日本变制考跋》中，康建议“我朝变法，但操鉴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也明白“升平世”的君主立宪与“据乱世”的绝对王政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必须作若干之说明与预备：由于宪法之定，出于公天下之民，以人民之福利为重，则通国上下之官皆为民事而设，而事有今昔之不同，常变之各别，而官也因之有异，此与中国过去专制政体之设官分职，欲家天下，防范人民，而制定《律例》及《会典》，其立法精神是迥然不同的。

　 显然，宪政有着与专制大异其趣的精神与文化。至此康有为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没有宪政的实践，但有没有宪政的精神呢？若有，为什么产生不出宪政？若没有，是否意味着文化上也跟着全盘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难选择：若主张有，必须冒大不韪，推翻千年之定识，重新解释儒教；若主张无，有伤民族自尊，等于宣布“文化自杀”，并根本上动摇儒教作为清政府的立国基础，这不但皇帝不同意，官吏不同意，也肯定招致士人阶层的普遍反感，最后可能是天下共诛康氏本人。两害取其轻，他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西方国家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来实现民主政府，而在中国已有这样的理论存在。中国在民主实施上落后于西方，不是因为孔子的学说有缺点，而只是他的许多门徒误解了他。这就是康氏《新学伪经考》（1891）和《孔子改制考》（1896）要说明的问题。

　 康有为不但认为儒教有宪政的理论（如《孔子改制考》说尧舜为民主、为人道之极至），而且已经深入到操作层面上的“阶段论”。他在《论语注》中写道：“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绝对王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传统的理解是大夫不能控制政府，百姓不议政治。康氏批评此屡见的“不”字乃系误植，误植之人盖不明孔子的真正意思，因此必须删去。康氏评论孟子所说“民为贵”时有云：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公平所归乃举为民主，如英、法制总统然……近于大同之世。经这么一解释，儒教本来就有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思想了，并明示了二者的更迭和渐进过程。康有为于是主张设制度局以定宪法，并以孔子自称为素王，孔子亦主张改制，为其变法立宪确立了经典依据。就这样，通过对儒教本土资源的重新挖掘，宪政理论大可自给自足，移植西方宪政而不必同时引进西学，难怪梁启超称呼康有为系“孔教马丁·路德也”。

　 康有为提出以儒变法和以儒教为国教还有直接抵抗基督教文化的动机。康氏认为“耶教言灵魂界之事，其圆满不如佛，言人间世之事，其精备不如孔子”。他觉得儒、佛、基督三教虽讲基本上相同的真理，但以基督教最不如人意。他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学说都优越，在理论上适宜全人类，是在目前情况下惟一适合中国的宗教。为了保全帝国的目的，中国的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都必须按照西方的模式改变；但如果放弃儒教，企图对整个道德生活西化，则将是文化自杀。因此，康氏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所取的立场，可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直接目标是开议院，制宪法，行君主立宪，以解释后的儒教为指导思想，而不能引进基督西学作基础。尽管康有为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引起了较多的非议，但光绪皇帝除不答应明确立国教外，其他主张大多被接受，并任命康有为作整个变法的“总设计师”。因此可以说，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变法时期关于“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的样式。我认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对二十世纪中国宪政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康有为的所有努力，在我看来，是为了中国的宪政移植寻求一种能为国人所认同的合法性基础。这种基础根植于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休戚相关，而又不能根本违逆世界之大潮。于是，便有了对儒教经典的重新解释，但康的用心良苦反而加重了文化的认同危机，使他的“合法性基础”一直处于边缘地带：传统的实权派和士人阶层斥康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而革命派和西学派也不买康的账，视之为极端保守的顽固分子。对此，费正清指出：“康氏为了弥补漏洞，经常不得不违背已被大家所接受的解释，乃引申经文以便将平等、自由、共和与宪政诸义注入儒学，他的做法乃是善意地使中国的道德遗产现代化以保存之，使清廷的思想基础合时以挽救它的危亡。假如康氏依据家法，他不过是另一个可敬的公羊家，与他之所为完全不一样”。尽管说得不客气，但后继者发现康思考的问题是不能绕过的，并且几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宪政移植与文化抵抗。前者为西化和现代化，后者为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中国移植了宪政之体，而排拒了宪政之魂。

　 第二，康有为主张渐进改革，认为中国先行君主立宪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所必需的过渡阶段，而急功近利的革命只能导致历史的轮回。“仆戊戌以来，主张君主立宪；自辛亥以来，主张虚君共和”。康认为虚君可置身于政治竞争之外，可作为国家团结和安定的象征，既顺应传统民情，又为宪政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环境。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要革命，要“民治”的宪政，二者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和平与暴力的手段分歧。但越往后看，孙中山先生的做法就越清楚了：他不得不承认，民治宪政只能是渐进的，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便有了“宪政三段论”，而长达20年的训政时期人民根本上无权可言。皇帝被赶走了，却迎来了无数个“皇帝”，军阀混战，国无宁国，民不聊生，还谈得上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本世纪的宪政遭遇不幸被端方和康有为言中，而戊戌的思想本来是可以直接避免这种情境的（辛亥革命后若行虚君立宪根本无阻力可言）。后继者的实际操作者在暗渡康氏陈仓，但却为表面的形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三，康有为“渐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智未开”，尚须教化，此为康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和开明专制的缘起。康氏认为，中国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几千年，既无能力也无欲望取得政权，因此在他们有资格动用权力之前，给予他们政权是愚蠢的，最安全的方法是尽量利用现存设施作大转变的准备。康氏认为适用于“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来，操之过急，将适得其反：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民国成立后的局势证实了康氏对于未成熟宪政改革的诸多忧虑。他说，“所谓民权者，徒资暴民之横暴恣睢，堕实桀颉而已。所谓平等者，纪纲扫尽，礼法荡弃而已。所谓自由者，纵欲败道，荡廉扫耻，灭尽天理，以穷人欲而已。”

　 孙中山先生当初主张激进革命，并在民国成立后宣布人人平等、自由，享有天赋人权。但他很快就发现：正如康有为所言，中国人民实际上还停留在需要引导，才能走上民主宪政的地步。因此，他提出了“训政论”———宪政保母论，寄希望于“先知先觉”的精英。与此同时，胡适、蔡元培、丁文江等大学者也呼唤“好人政府”，这样，某某主义和儒教文化的巧妙结合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希翼救世主的心态和官方的“牧民”意识得以实现一个在道德和智识上无可置疑的“好人政府”。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基于“民智未开”而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用皇权教化人民，使宪政权利次第实现，康氏的思想自然遭口诛笔伐。但那些谴责康的人后来掌权了也走上了他的老路，只不过少提一个“皇帝”罢了。这种“巧合”是必然的：宪政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但头脑还是中国的。它的源头是儒教的人性哲学：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需要经过教化、改造，方可“化性而起伪”，臻于完善，圣人君主官吏自然“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呼唤救世主和好人政府不就是“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政治产物吗？

　 中国之所以自己开不出宪政，移植又不成功，从康有为氏的“变法”主张中已可以看出其中端倪：以“民智未开”而主张集权训导、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实际上是一个祸害致深的伪命题。其一，“民智未开”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因为政府本身也存在类似的难题，政府本质上不是超越个人之上的实体，并非全知全能，它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这些人往往也是“官智未开”的，起码在中国行宪前，不会存在一个宪政素养良好的官吏集团足以示范教化人民，因为官吏和人民一样只有在宪政的环境里才能逐步培养宪政素养并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其二“人民未能自事其事”绝不是“政府代行其事”的充分条件，在宪政生活中，公民拥有权利，可以行使，也可以弃权，但没有授权，任何人不能越俎代疱。通过开明专制大包大揽来推行民治宪政，本身就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悖论。其三，人民没有行宪的热情和能力，或者宪政一开，就导致民情混乱，自由滥用，纵欲败道等诸现象，往往并非“民智未开”，而是宪政自身的制度设置尚未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是行宪初期的必然现象，而政府一旦热衷干涉，可能会返回专制状态。最后，以民智未开而行训导教化政策，必然用权至极并视人民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试验品。其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为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二十世纪的经验为这个真理提供了太多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