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欧锦雄


内容提要：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关键词：危害国家安全罪、立法、缺陷、重构

在新《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学界曾就修改“反革命罪”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之后，立法机关通过对原《刑法》“反革命罪”的内容进行重新归类、分解、合并、废除和修改等工作，制定了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在体系上、罪名上以及内容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不可否认，与原《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它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它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缺陷，而这些立法缺陷使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消除其立法缺陷。如果要克服新《刑法》“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立法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修改或补充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只有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立法缺陷。为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使我国以后的刑事立法具有高度的科学性，笔者在本文里具体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
在修订79年《刑法》时，立法者为了使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具有科学性，已采取了一些合理的举措。他们将原《刑法》的“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减弱了这类犯罪的政治色彩；他们没有将“反革命目的”作为这类犯罪的犯罪主观要件的必要要件，使这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从而便于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此外，立法者将原《刑法》“反革命罪”一章的“聚众劫狱罪”“组织越狱罪”予以修改，并将其编入新《刑法》“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使原《刑法》第97条的“间谍罪”和“特务罪”合并为新《刑法》的“间谍罪”；废除原《刑法》的“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等。凡此种种，说明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还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的，但是，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仍然具有以下两大缺陷：
（一）现行危害国有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的设置上不够科学
1．分别设置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罪种，容易让人在理解上产生分歧
新《刑法》第104条设置了武装叛乱罪和武装暴乱罪两个罪种，但是，对于何谓武装叛乱罪和何谓武装暴乱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人认为，武装叛乱罪是指勾结外国，组织、策划、实施武装叛乱的行为。武装暴乱罪是指国内人员独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行为。①而有人则认为，“武装叛乱”是指使用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和设备进行背叛国家的叛变活动。“武装暴乱”是指动用武器装备进行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骚乱活动，②等等。其实，暴乱是指为推翻或对抗现有的国家政权，破坏现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而采取的集体武装行动，而叛乱是指为了背叛统治阶级或国家的利益并意图投向国内外敌对势力而实施的暴乱。“暴乱”属于属概念，“叛乱”属于种概念，“叛乱”只是“暴乱”的一种情况，对于没有投向敌对方面的暴乱，则属于“暴乱”的另一种情况，因此，“武装暴乱罪”完全包容了“武装叛乱罪”的内容。由于社会现象复杂，在实践中，有些暴乱案件发生以后，人们不易辨别其性质，究竟是以武装暴乱罪定罪？还是以武装叛乱罪定罪？这将产生分歧。因此，将武装暴乱罪与武装叛乱罪在同一条文里并列规定，这是在罪种设计上的立法缺陷。
2．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却分别独立规定为两个罪种：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人为地使刑法条文复杂化
新《刑法》第112条和第106条分别规定了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其实，新《刑法》规定这两个罪种是多余的。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当行为人实施了这些资敌或资助行为时，对这些帮助行为完全可以按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共犯定罪处罚，例如，当别人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甲故意向其提供大量资金或武器装备，这时，对行为人甲的行为可以按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新《刑法》规定的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使《刑法》条文显得较为繁琐，同时，其规定的罪状和法定刑存在着缺陷。第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的缺陷有二：（1）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而单位反而不能成为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暴乱罪等被资助的、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即单位不能成为主犯罪的犯罪主体，却能成为从犯罪的犯罪主体，从而导致了立法上的不公平。（2）法定刑过低。新《刑法》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定最高刑过低。在共同犯罪中，帮助犯也是可以成为主犯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若《刑法》没有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那么，实施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人有时可以成为被资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主犯，而作为主犯有时可能受到处罚的最高刑为死刑。例如，甲以大量资金资助他人实施背叛国家罪，甲属于主犯之一，若按背叛国家罪定罪量刑，那么，甲可能受到的最高处罚是被判处死刑。但是，若按107条规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处罚，其可能受到的处罚，最高才十五年有期徒刑。因为第107条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与第102、103、104、105条的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等，属于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是特别法条。因此，当行为人资助他人实施了背叛国家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时，只能适用第107条按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定罪处刑，而该罪的法定最高刑才15年，这就导致重罪轻判，量刑不公。
第112条资敌罪在罪状和法定刑上也存在两个缺陷：（1）第112条规定，在“战时”实施资敌行为才构成资敌罪，如果在和平时期实施资敌行为，那么，应按行为人所帮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罚，按共犯处理。这时，将会出现量刑不公。例如，在“战时”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资敌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在和平时期向背叛国家的犯罪提供武器装备的，按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其法定最低刑为十年。对于同一资敌行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处罚可能重于非常时期（即战时），这显然是立法上的不公平。（2）由于第112条的资敌罪与第102条的背叛国家罪，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而第112条（资敌罪）属于特别法条，所以，在“战时”向实施背叛国家罪的人提供武器装备、用物资的情况下，即使资敌者起到主要作用，也只能按第107条（特别法条）资敌罪定罪量刑，由于资敌罪法定最低刑为三年有期徒刑，而背叛国家罪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这就可能出现量刑不公的情况。
3．投敌叛变罪采用简单罪状，且内容模糊不清
新《刑法》第108条规定“投敌叛变的，处……。”从条文可知，投敌叛变罪采用的是简单罪状，而简单罪状的最大缺陷是容易在理解上产生分歧。目前，对于何谓“投敌叛变”，刑法界仍存在许多分歧。
若按通说，投敌叛变罪是指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外敌方营垒，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或者在被俘、被捕后投降敌人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二是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就前一部分内容而言，它属于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作为背叛国家罪的一种情况，而不应作为投敌叛变罪的内涵，可见，若按通说来理解投敌叛变罪，那么，只有其后一部分内容才可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
4．叛逃罪的罪状不够严谨
叛逃罪规定在新《刑法》第109条，该条文原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在境外叛逃，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这一条文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叛逃时或叛逃后实施了除叛逃以外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为境外机构提供国家秘密，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第二种理解是，叛逃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叛逃的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若按第一种理解，设立叛逃罪纯属多余，因为在这一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以行为人具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例如，背叛国家、分裂国家等）予以定罪处刑，根本没有必要另行规定“叛逃罪”。若按第二种理解，那么，叛逃罪的主体必须是较为特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例如，高级官员、掌握国防高科技人员），其履行的公务也必须是特殊的公务（例如，与外国政府谈判）。由于新《刑法》109条所规定的罪状并不明确，所以，产生了前面的分歧。可见，现行的叛逃罪存在立法缺陷。笔者认为，前述第二种理解较为科学，但该条文的罪状应进一步予以完善。
5、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之一，这显得太牵强
新《刑法》第110条规定的间谍罪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其罪状的一项内容，这显得牵强附会，并不科学。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过程中。这种行为不宜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某个罪种的罪状内容。当行为人在实施背叛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背叛国家罪定罪处罚。当行为人在实施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时，如果行为人是负责“指示轰炸目标”的，那么，对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应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只有行为人接受了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并负责“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时，这种“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的行为才应以间谍罪定罪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不应作为间谍罪的罪状。
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后，间谍罪的罪状仅有以下内容：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实践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参加间谍组织也没有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但是，他明知对方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对方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从而危害国家安全。由于这种行为直接帮助了间谍组织及其人员，帮其完成本身职务的工作，其性质应属于间谍行为，但是，新《刑法》第110条并未将这种行为作为间谍罪的罪状，这也是一个立法缺陷。
（二）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犯罪归类上存在欠缺
1、危害国防利益罪和部分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并未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
在新《刑法》分则里，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和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大同类客体都是国家安全。这两类犯罪理应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内容，但是，它们却分别独立成章。由于“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同时，其罪种众多，因此，军人违反职责罪独立成章具有一定科学性。然而，“危害国防利益罪”独立成一章是没有必要的，它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此外，新《刑法》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没有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是归到其他类犯罪，这也是其立法缺陷。下面就刚提到的立法缺陷予以具体分析：
（1）“危害国防利益罪”宜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却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成章。
国防利益是指国家为了防备和抵御侵略和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而拥有的、与军事有关的特殊利益，具体包括国防自身安全、武装力量建设、国防物质基础、军事斗争、国防秩序等方面的利益。为了依法巩固和加强国防，更有效地与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新《刑法》增加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罪种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所侵犯的利益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国家宪政秩序稳定的利益，换言之，这些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因此，危害国防利益罪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一部分内容。新《刑法》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单独作为一章，这是不科学的。
（2）涉及国家秘密的罪种宜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然而，新《刑法》却将这些罪种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根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2条和第8条规定，所谓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具体包括：“（一）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二）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三）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事项；（五）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六）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七）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另外，“政党的秘密事项中符合本法第2条规定的，属于国家秘密。”根据这些规定，大多数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国家安全。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同样，为境内机构和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以及泄露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也会危害国家安全。当然，在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中，有部分犯罪可能不会直接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也会间接危害国家安全。从立法科学性角度看，犯罪分类主要应以犯罪同类客体为基础来分类，同时，可兼顾犯罪对象、直接客体、手段等特殊情况，在技术上作出适当调整。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外，所有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都应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
新《刑法》将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分别归类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四章，使新《刑法》显得繁琐、复杂，这不利于广大群众学习和理解《刑法》也不利于司法人员适用《刑法》，可见，这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犯罪应系统修改和完善。
2、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亦应归类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犯罪予以规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并加入或缔结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公约。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危害我国与外国正常交往关系的犯罪，例如，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人身或自由的行为；对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公用馆舍、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的行为；侮辱外国国旗、国徽的行为；本国人私自对外宣战或实施其他行为诱发外国向我国宣战的行为；外国人违反国际法侵略我国的行为；除去、移动、伪造我国与外国的国境的界碑或其他标志或使其不能辩认的行为，等等。这些行为属于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的犯罪行为，同时，它们也是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我国已加入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等国际条约，根据有关条约，各缔约国在国内立法上有义务将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和其他有关罪行规定为犯罪，并对其规定相应的惩罚。为了履行条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应将这些罪行在《刑法》上予以规定。前面论及的危害国际安全的犯罪同样会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因此，它们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刑法》中，可归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但是，新《刑法》并没有将这些罪行作为罪种予以规定，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大缺陷。
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构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着众多的缺陷，若仅对其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这不能使其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为此，我们必须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重构，使有关罪种得以增加，减少、废除或调整。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称谓来说，虽然其政治色彩比“反革命罪”的称谓降低了许多，但是，这种称谓还是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为了使其政治色彩平和，防止人们将这类犯罪全部误解为“政治犯罪”，同时，为了使各有关侵犯国家秘密的犯罪更科学地归类到此类犯罪，笔者认为，这类犯罪的类罪名应更改为“危害国家基本利益”。在“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里，过失犯罪也可成为其罪种（主要指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安全即国家的基本利益，它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同类客体，其范围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民主专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可称为“宪政制度”，即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主要指其国体和政体）。据此，我们在重构“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即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时，可将其分为四节：第一节为“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这一节所规定的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其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第二节为“危害国防利益罪”；第三节为“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第四节“侵犯国家秘密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侵犯的大同类客体同样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这三方面犯罪的小同类客体分别为：国防利益、国际安全秩序和国家秘密，它们属于大同类客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下一层次的小同类客体。与第一节所规定的罪种相比，这三节所规定的罪种所反映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没有那么明显和强烈，同时，这三方面的犯罪又具有一定的内在特殊性，所以，有必要将“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际安全秩序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分出来作为第二节、第三节和第四节。“危害国家基本利益罪”的具体构想如下：
（一）关于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构建（第一节）
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具体罪种都明显地、强烈地反映了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的特征，因此，这些罪种可归到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的体系中，但是，由于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存在缺陷，因此，应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构建其体系。针对前文所述缺陷，可采取以下立法措施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予以完善。
1．将现有的“武装暴乱罪”和“武装叛乱罪”两罪种合二为一，在立法上仅规定“武装暴乱罪”，使刑法条文显得更简炼明了，克服人们在理解上的分歧。其条文可设计如下：“组织、策划、实施武装暴乱的，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的，处……。”
2．废除资敌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两罪种，克服可能存在的重罪轻判和量刑不公的问题。由于资敌行为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属于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所以，在废除这两罪后，对这两种行为应以各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刑即可。
3．完善投敌叛变罪。首先，使投敌叛变罪采用叙明罪状，其次，将通说的投敌叛变罪的前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外国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在被外国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外国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划到第102条背叛国家罪里；将通说的后一部分内容（即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为投敌叛变罪的罪状，这样，《刑法》第108条的投敌叛变罪可修改为“中国公民投奔并加入国内敌对势力，实施或意图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或者在被国内敌对势力俘虏、捕获后投降国内敌对势力并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4．完善叛逃罪的罪状，克服其罪状不明确的缺陷。在前面分析里，笔者认为，叛逃罪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行为必须具有叛逃行为；二是该叛逃行为的本身直接危害了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因此，可将《刑法》第109条的叛逃罪的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而该叛逃行为已经直接危害国家安全或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
5．完善间谍罪的罪状。由于《刑法》第110条“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作为间谍罪的罪状内容并不科学，因此，有必要将“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从间谍罪的罪状中剔除。此外，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作为间谍罪罪状的内容，因此，第110条间谍罪的条文可修改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按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明知是间谍组织、间谍人员或者间谍组织的代理人而故意向其提供国家秘密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罪种和罪状设置上的缺陷克服后，即可对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各有关罪种进行科学排列，从而构建起科学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宪政制度罪”体系。其具体罪种及序列为：
1、背叛国家罪 2、分裂国家罪
3、煽动分裂国家罪 4、间谍罪
5、武装暴乱罪 6、颠覆国家政权罪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国粮财[2006]1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厅（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谷粮油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进一步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加快企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各地要按照粮食省长（主席、市长）负责制要求，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区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方案，确保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2006年8月）

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是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期间，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的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企业经营机制不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粮食流通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因此，各地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和《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6〕16号）精神，继续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促进企业发展，更好地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继续妥善解决企业历史包袱，努力做好企业分流职工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一）认真做好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各地财政、审计、粮食、农发行等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的清理审计和剥离工作。1998年6月1日至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之前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清理审计认定工作进展缓慢的省（区）要加快进度，经审计认定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要抓紧剥离到县以上（含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集中管理。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起管账责任，保证账务清晰；财政部门要及时向农业发展银行结算和拨付政策性挂账利息。对经清理审计的企业经营性亏损挂账，按照债务与资产一并划转和防止逃废银行债务的原则，结合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实行有效管理，逐步消化或依法处置。
（二）多渠道筹集资金，切实做好企业分流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各地要按规定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职工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做好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人员的档案移交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等工作。各地要创造条件，实行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安置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所需资金，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要求，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考虑，采取多渠道加以解决。继续在中央批准的限额内从粮食风险基金中专项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企业分流安置职工。粮食企业改革改制中依法出售自有产权公房、建筑物收入和处置企业使用的划拨土地的收入，优先留给企业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安置职工。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企业改制中资产变现资金在县市粮食部门内调剂使用。国有粮食企业要努力搞好经营，加强管理，增加收入，做好企业自筹资金工作；在正常经营期间，企业支付给分流职工的经济补偿金和按国家规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现行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把推进改革和创造就业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分流职工再就业。各地要按规定将国有粮食企业分流职工纳入当地就业再就业规划，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税费减免等各项再就业扶持政策，搞好职业培训，提高转岗转业能力，为分流职工创造良好的再就业条件。鼓励和支持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支持国有粮食企业通过企业资产重组，创办新的经济实体，安置分流人员。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网点、仓房和产业优势，拓展经营网络，构建新的发展平台，增加就业岗位。地处乡镇的国有粮食企业要引导和支持分流职工，面向农村，方便农民，开办或参加农村粮油中介服务组织，发展农村粮油服务；地处城市的国有粮食企业要面向市民“三餐”，积极开展放心粮油进社区活动，方便居民生活。
二、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继续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
（一）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创新，构建新型国有粮食企业骨干主体。在重点地区以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形式直接掌握一批粮食储备库。在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大县，以现有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为基础，通过改制重组，因地制宜组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公司制粮食购销企业。在非粮食主产区和主产区的非产粮大县，以及粮食供应比较困难的山区、牧区、水库移民区和少数民族、边疆等地区，也要保留必要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粮食购销企业。大中城市应以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形式重点掌握一部分粮食加工和批发、零售骨干企业，以适应政府宏观调控应急的成品粮油供应需要。稳定军粮供应渠道，承担军粮供应任务的粮食企业，原则上实行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产权制度。对其他国有粮食企业，可以通过改组联合、股份合作、资产重组、国有民营等形式，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二）规范企业改制工作，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国有粮食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要求，制定企业改制方案，并按规定依法审批。企业改制时要充分考虑企业、职工和社会承受能力，做好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职工债务清偿工作，妥善处理好有关政策的衔接，防止引发新的矛盾。企业改制中涉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令2003年第3号）、《国资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5〕78号）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规定执行。认真做好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清查和债务核实工作，加强对改制企业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对改制企业落实职工安置方案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三）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经营能力。通过减轻企业财务包袱，降低企业负债水平，提高企业优良资产比率。多渠道引进社会资本参与企业重组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资本结构多元化。鼓励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粮食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也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通过其他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形式。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真实反映国有资本运营状况，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各地在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对国家投资和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粮食仓储设施，不得随意处置或改变其用途。要根据有利于粮食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有效形式，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人及其职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
（一）正确处理粮食宏观调控下的政企关系，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政企分开工作。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脱钩，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加强对全社会粮食市场主体的指导、监督检查和服务，不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规范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实施粮食宏观调控时，可委托指定具备资质的粮食经营企业承担相关政策性业务，政府按确定的标准给予补贴。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要带头服从政府实施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服务。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国有粮食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实行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的作用，建立集体决策和可追溯个人责任的董事会议制度，提高管理和决策水平。董事会和经理层要减少交叉任职，董事长和总经理原则上不得一人兼任。
（三）改革企业内部用工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和完善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的用工机制。企业内部管理人员必须通过公开竞聘，择优录用，并实行任期制和定期考核制。建立和完善收入能增能减、有效激励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和技能要求，实行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工资制度。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试行经营者年薪制。建立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经营失误或违法违规等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员，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四）加强粮食企业统计、财务和仓储管理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把改革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以改革促进管理，以管理进一步巩固企业改革发展成果。认真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统计工作，配备统计人员，改进统计方法，改善统计手段，保证统计经费，为粮食宏观调控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切实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核算，依法筹集资金，有效运营资产，降低成本费用，规范收益分配，加强财务信息管理，控制财务风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加强企业仓储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加快粮食储藏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尽快制（修）订适应新形势的粮食仓储管理办法和储粮技术规范，提升粮食仓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粮食损耗，保证库存粮食安全。
（五）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培育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国有粮食企业要带头执行国家粮食购销政策和质量技术标准，自觉遵守行业职业道德，做到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加强企业职工政治思想教育和职工技能培训，推进粮食行业职业资格准入和持证上岗工作，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加强企业领导层建设，提高经营和决策水平。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员工团队意识，培育新型粮食企业职工队伍。
四、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
（一）积极培育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要重点培育一批起点高、有竞争力、带动力强、效益好的龙头企业，创立名牌产品。指导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以资本运营为纽带，整合资金、技术、品牌、人才等要素，开展兼并和联合，组建大型粮食产业化企业集团。在粮食主产区，要依托粮食产业发展若干个企业集群，建立企业集群示范基地。企业集群示范基地要以优质粮食产业为重点，以其较强的集散能力和辐射面带动周边粮油产业，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向纵深发展。
（二）实施“退城进郊”战略，推动城区粮食仓储、加工企业向更适合粮食物流和粮食产业化发展的地区转移。特别是大中型城市粮食企业要抓住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发展时机，在区域规划上做文章，搞好整体搬迁，引进战略投资伙伴，扩大粮食产业化和现代粮食物流规模，为企业发展壮大和服务新农村建设提供载体与平台。粮食仓储和粮食加工企业的“退城进郊”战略，要拉动粮食精深加工、粮食批发市场和粮食储藏运输产业带建设。要面向市场，集中发挥科技、信息、人才优势与组织协调作用，利用优惠政策，创新激励与合作机制，实行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运作，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大力发展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使农民在粮食产业化经营中得到实惠。把培育粮食合作组织和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完善粮食产业化链条的重要措施，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推动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的有机结合。重点培育一批辐射力强的粮食合作组织，建立健全粮食行业协会，充分发挥粮食行业协会的自律和中介作用，规范行业行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粮食市场营销网络，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企业与农户、企业与合作组织以及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的联合，发展粮食订单，确保合同履约率，推行“二次结算”，增加农民收入。
五、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建设，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一）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有效措施，营造良好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鼓励国有大型粮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加大科技投入，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形成一批集研究、开发和应用于一体、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骨干粮食企业。
（二）把企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结合起来，推进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国有粮食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着重解决粮食领域和企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包括粮库技术改造、粮油加工产业升级、农村粮食产后减损和产后安全保障、粮食质量快速检测技术、现代粮食物流技术以及粮食流通信息技术等，促进企业产品优化升级，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三）加快科技成果在企业中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粮食精深加工和现代粮食储运的科技水平。鼓励企业开发粮食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与产业化项目，提高粮食加工转化的质量和效益，以及粮食信息化程度。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增加对粮食精深加工及产业化项目的投入，提高粮食精深加工集约化程度和粮食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发展现代粮食物流，构建快捷、高效、节约的粮食现代物流体系。
六、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粮食购销和产销衔接
（一）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拓宽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开展粮食购销。农业发展银行要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积极支持粮食产业发展。对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所需信贷资金，要按计划保证供应；对粮食企业受政府委托收购粮食以及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粮食所需的信贷资金，在落实收购粮食的费用、利息和可能出现的价差亏损补贴来源的前提下，应及时足额发放。按照企业风险承受能力，积极支持各类具有收购资质的粮食企业入市收购。加大对产业化龙头企业、精深加工和转化企业、工商联营企业及其他粮食企业、粮食生产基地和粮食市场建设等贷款支持力度，不断提高粮食精深加工和转化能力，促进粮食产业发展，搞活粮食流通。国有粮食企业要搞好企业诚信建设，提高信用等级，积极争取并利用好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掌握商品粮源，促进粮食购销。同时要通过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企业经营机制，提高经营效益，增强融资能力。积极探索增资扩股、发行企业债券和政策性银行贷款、商业性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开创粮食收购资金来源多渠道的局面。
（二）鼓励和支持产销区国有粮食企业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促进粮食产销衔接。按照“政府推动、部门协调、市场机制、企业运作”的原则，支持和鼓励产销区粮食企业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促进粮食产销衔接。积极探索省际间粮食产销合作的新方法和新途径，鼓励主销区粮食工贸企业在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和收购基地；鼓励主产区粮食企业在主销区粮食市场经销粮食，建立收储、加工、销售为一体化的粮食经营企业。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要调整粮食风险基金的支出结构，将中央财政补贴的粮食风险基金专项用于粮食产销衔接的资金需要，支持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对主产区到主销区建立粮食储备、参与主销区粮食供应并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对主销区到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参与主产区粮食生产和收购、将粮食运往主销区销售且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主销区也可给予适当的费用补贴。到主产区建设粮食生产、收购基地的企业，可享受农业产业化优惠政策。对国有粮食企业跨省区建设粮食仓库、加工厂等设施的，当地政府要在用地指标、土地价格等方面给予支持。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支持产销区国有粮食企业之间开展购销协作，提供快捷的跨省结算服务。
七、积极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组织，推进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
（一）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社”等农村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探索农村粮油购销服务的有效形式。各地要把农村粮油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农村现代物流建设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国有粮食企业在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国有粮食企业要发挥城乡结合、以城带乡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带动，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土地、房产、人才和经营等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粮油服务社”等农村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加强农村粮油服务组织和粮食经纪人的网络建设，促进企业与粮油服务组织、企业与粮食经纪人、粮食经纪人与农户的联合。积极探索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粮食流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努力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优质服务。指导种粮大户和农村粮油合作组织参与粮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规避市场风险，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
（二）开展农村粮食连锁经营，推进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引导和规范国有粮食企业广泛开展放心粮油进农村活动。以“为民、便民、利民”为目标，以服务农民生活为重点，采取连锁经营、批发配送、上门服务等形式，围绕农民群众一日三餐，积极发掘服务项目，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组织实施“厨房工程”，拓展农村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业的新模式，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完善和发展面向农民的粮食代购、代销、代储存、代加工和兑换业务，扩大经营范围，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努力为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农民增收服务。
八、加强领导和政策支持，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切实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领导。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工作的指导，因地制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统筹协调，积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切实转变职能，主动担负指导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职责。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
（二）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完善和落实有关政策，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指导国有粮食企业做好粮食仓库维修工作，保护和改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企业开展粮食购销，方便农民售粮，各地有关部门应给予适当支持。完善粮食企业增值税政策，在粮食企业增值税政策调整以前，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对有困难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生产经营性用房和土地，按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后，减征或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加大对粮食产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对重点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要给予有关政策支持。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中的有关优惠政策，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执行。
（三）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跟踪了解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认真总结经验，推广先进典型，规范国有粮食企业改制，督促企业搞好富余人员的分流安置，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及时化解改革中的矛盾，促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和发展，更好地发挥企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