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植保机械化的通知

农机发〔2008〕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机局，黑龙江农垦总局农机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加快推进，我国植保机械化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机动植保机械保有量大幅增长，植保机械的性能不断改善，机动植保机械化作业面积不断扩大，高效植保机械化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为促进农业抗灾夺丰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目前我国高效机动植保机械装备数量不足，机械化植保作业水平不高，在用植保机械中手动机械依然占很大比例，“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影响了农药利用率和防治效果，易造成环境污染、人身药害事故和农药残留超标等安全隐患，与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要求不相适应。为深入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按照“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充分发挥农机化在病虫草害防治方面的作用，加快推进植保机械化，提高植物病虫草害防治能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坚持农机农艺结合，加快植保装备和技术的研究开发

　　坚持农机农艺相结合、自主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相结合，与植保部门紧密配合，加强合作，将植保机械的研制开发、施药技术的研究和各类药剂应用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考虑，着力增强植保装备和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提高我国植保机械化科技发展水平。要积极组织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生产企业合力推进高效植保装备和技术的研究开发。要以有效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产品农药残留，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针对区域和作物特点，开发高效植保机械装备，进一步提高植保机械的科技含量，努力提高植保机械科技水平。

　　二、加强示范和培训力度，大力推进植保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

　　各级农机部门要根据生产实际，向农民推荐质量好、性能优、适合当地应用的植保机械产品。要加大示范力度，积极推广高效、安全、精少量施药新机具，有条件的地区和优势农产品产区，重点推广对靶喷雾技术、防漂喷雾技术及智能化施药装备与技术。鼓励种粮大户与农民专业服务组织率先使用先进适用的植保机械，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头作用，促进高效植保机械的推广。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加快制定完善植保机械使用技术规范，并对高效植保机械的实用技术、保养方法、维修技术等重要内容加强培训。有条件的地方要发挥农用航空在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治以及农区、草原蝗虫防治中的重要作用。

　　三、鼓励合作组织发展，不断提高植保专业化服务水平

　　各地要以发展基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着力点，采取政府引导、部门支持服务等措施，帮助和鼓励农民发展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探索建立专业化防治队伍，鼓励使用高效植保机械装备和技术，提高植保机械的使用效率和效益。要将植保机械的推广工作与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相结合，发挥植保部门与农机部门优势互补的作用，共同推进植保专业化防治。要认真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植保机械补贴力度，优先扶持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确保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四、组织在用机械调查，依法推进植保机械质量监督管理

　　各地要依据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产品质量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强化植保机械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植保机械的质量调查，科学分析调查结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质量监管。要建立健全质量投诉体系，及时处理投诉事件。要加强对植保机械的推广鉴定和认证工作，严格准入条件，加强植保机械检测，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开展农机打假护农行动，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植保机具及零配件在农村市场流通。要加强植保机械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引导督促生产企业不断提高植保机械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水平，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五、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切实加强植保机械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植保机械化是实现农业全程机械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内容。加快推进植保机械化事关农业稳定增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农业生态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事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农业农机部门要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植保机械化的重要意义，将加快推进植保机械化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以保障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为目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扎实推进。要通过各类媒体，加大植保机械化作用的舆论宣传，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各级农机管理部门要与植保部门紧密配合，通力合作，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坚持农机农艺结合，建立适合本地区的装备和技术推广工作机制，加快高效植保新机具的推广应用，扎实推进植保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八年八月六日

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研究(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刑事政策是刑事学一体化思想的核心。刑事政策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违背宪法的刑事政策应该归于无效。制度短缺、社会失范的普遍性、新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以及社会违规、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普遍性是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鲜明的更深层次的总特征。在转型社会条件下，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道路；全面放弃“严打政策”，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实施“轻轻重重”“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 转型时期 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试图对我国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进行综合研究。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中外学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以致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定义。总的来看，国内外都有广义说、狭义说、折中说三种观点。但三说的区分标准很模糊，往往因研究者而异。目前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争论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亦或包括政党甚至社会团体？还是应当将主体定义为社会整体？如果是后者，那么除了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外，公民个人是否属于刑事政策的主体？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是仅限于立法领域，还是包括司法等领域？是仅仅限于刑事法律领域，还是包括社会政策领域？如果包括社会政策领域，“社会政策”的范围如何界定？第三，刑事政策的手段。是限定在刑罚范围内，还是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如果扩充的话，扩充的范围如何？是扩展到与刑罚制度相联系的有关制度如保安处分等，还是扩展到能够抑制犯罪的所有手段和措施？第四，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单纯为了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呢还是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亦或有更高层次的目的？等等。[1]

（二）目前我国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观点

1、卢建平教授的观点

卢建平教授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方面讨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他认为， 目前西方学术界主要有广义说、狭义说和折衷说。[2]

第一，“广义的刑事政策学”。瑞典法学家内尔森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总政策中专门处理犯罪问题的那部分；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应该与自由、平等、团结、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应鼓励社会多方面的宏观范围的参与，而不应仅仅依赖传统的刑法武器或刑罚。

第二，“狭义的刑事政策”。德国著名法学家耶赛克、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瓦沙利以及米兰大学教授卢伏伦等人主张，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既可以是立法的和行政的，也可以是司法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即对犯罪的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惩罚。

第三，“折衷说”。波兰华沙大学法学教授安德烈耶夫等人既不主张将刑事政策完全划到社会政策中去，也反对那种认为刑事政策学就是“研究刑法或刑事措施的科学”的观点。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更进一步强调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在他看来，刑事政策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在此意义上说，刑事政策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科学。其次，从应用的或实践的立场出发，刑事政策学应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合理有效的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战略战术。马克·安塞尔关于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双重性的理论在当今西方刑事政策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由此提出的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赞同。现今西方最流行的刑事政策的定义表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

从折衷说的观点出发，卢建平教授主张将刑事政策学变为“刑事政治学”比较合适。刑事政治学是对犯罪现象这一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处于战略的位置，地位较高，而刑事政策一词多指策略，地位相对较低。卢建平教授还主张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开展必然带来刑事法领域方法论的革命，主要是实行刑事法律科学的一体化，将刑事政策学、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史、犯罪学、监狱学或行刑学、被害人学等在学科上进行综合或整合，同时也将刑事法学与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比较法、人权法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2、曲新久教授的观点

曲新久教授提出了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他的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是：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形成刑事一体化的思想。[3]具体说来：

第一，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应当立于广义论的立场上进行，并且需要保持刑事政策之“刑事”特性，需要大致明确其与社会政策的界限，而不至于将刑事政策与一般公共政策混淆起来。广义刑事政策可以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个基本方面。界定刑事政策的范围，区别刑事政策与一般社会政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目的，二是权力，而权力的标准尤其重要。刑事政策围绕着预防、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展开，并终止于权力所能到达的边际，权力所不能强制、控制、影响或者诱导的领域，不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换言之，国家、社会以至个人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的目的而对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性影响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等内容，均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

第二，当代政策学的兴起，为我国刑事政策理论尤其是刑事政策一般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所以，我国刑事政策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政策科学不仅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刑事政策学科建构的知识背景。

第三，刑事政策一体化思想，乃刑事政策理论的中心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刑事政策被看成是同犯罪做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等的总称，是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既不是将刑事政策包含于刑事法学之中，也不是将刑事法学包含于刑事政策学之中，刑事政策学与刑事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重大的区别。刑事一体化思想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首先，刑事政策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刑事法律的范围，并构成对于刑事法的指导。刑事政策超出了刑事法，但不是简单而直接地包括刑事法，而是为刑事法学提供指导性知识。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规范的适用获得了指导地位，尽管这一地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次，刑事政策学不是规范学科，而是提供综合性和跨学科知识的科学。刑事政策不仅构成对刑事法的指导，还具体地表现为有目的地适用法律的具体政策性规则和措施、做法，因而又比刑事法律更具体、更灵活，表现出艺术创造性。换言之，刑事政策实践不仅需要理性知识，更需要超理性的直觉、判断、灵感。最后，刑事政策学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和建议性。就广义刑法而言，无论是对于实体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执行法，刑事政策均立于批判的立场。刑事政策学就是提供批评和建议的学科，而且，它不仅不应满足于对现行刑法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还不应当满足于既定的政策和政策趋向，它对刑事政策自身也展开批评和建议，因而批评性和建议性是刑事政策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刑事政策分析与研究旨在解决问题，其特点在于它是问题驱动型的；刑事法学的研究是学科性研究，其特点在于它是知识驱动型的。

3、刘仁文博士的观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1]该定义包含或隐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涵义：

第一，刑事政策的内容从总的方面看，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这是刑事政策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应当是相似的，预防着眼于未然，惩治着眼于已然，而控制则着眼于将已经出现或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这一点可能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刑事政策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对犯罪被害人的关注。

第二，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