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网 络 舆 论 监 督

兰绍江


内容提要：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包括政治生活方式。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应当对网络舆论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使其规范和完善，建立起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使“互联网”成为实现政治民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最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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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沈阳刘涌涉黑犯罪团伙案件在审判过程中一波三折，引起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网上大讨论。虽然此案已告终结，但它造成的舆论效应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在刘涌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严惩黑社会犯罪的鲜明意愿，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对刘涌案件的再审。所谓“网络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群众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家事务，广泛、充分地交流和发表意见、建议，对国家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等活动进行褒贬与评价。“互联网”成为民意表达的最佳手段。
一、从刘涌案件看“网络舆论监督”的意义
1、 民意得到了真实、充分的表达。刘涌涉黑犯罪集团案堪称建国以来罕见。众所周知，黑社会犯罪危害之严重非其他犯罪所能比拟，为各国政府之大患。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势力虽刚起步不久，但来势凶猛，国家对此已经确定了“露头就打，从重从快处罚”的方针，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深得民心的举措。刘涌集团危害一方十几年，终于绳之以法，自然为国人瞩目。当辽宁省高院以含糊其辞、“莫须有”的理由将刘涌死刑的一审判决改为死缓，尤其是部分“知名教授”违背民意、以权威面目书面干预审判活动的曝光，激起了国人的愤怒，引发民众投入一场空前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爱憎分明的人民意志得到充分表达：①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首恶必须严惩，决不允许假借“人道、人权”姑息养奸；尽管个别“权威”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并不是很严重的罪，这样的案件到了美国可能判无罪，不是判死缓的问题云云［注］，但人民不信邪，他们知道孰轻孰重，他们更不会用美国的法律来断中国的案子。 “刘涌不死，民心死”，一语表达了人民对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②维护司法公正，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预司法审判活动。有的 “专家”断言判处刘涌死刑是我国一贯重刑思想的体现，民众的态度是媒体片面引导的结果，是用感情代替法律；更有人建议最高法院改写辽宁高法判决中“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的模糊词汇，明确“认定刑讯逼供的事实，并且按照有关司法解释，不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作为定案的依据”，（笔者注：接下来就要追究公安、检察机关办案干警的罪责了！）说这是“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司法尊严的维护。”[注]但是，从2000年7月刘涌案发到3年后刘涌被终审判决,公众对刘涌案的关注一刻也没有停止,“百姓心中有杆秤”，可以说,刘涌案件的审判,直接关系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次参与讨论人员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感情和理性几乎都达到极致，正是如此，才避免了黑白颠倒和无限放纵。这充分说明，正义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懂法、而且最理解法律的宗旨。
2、 正义存在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刘涌案的二审改判曾一度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某种怀疑；但最高人民法院正视全国人民的质询和呼声，依法对刘涌案提起再审，并最终维护了正义。人们看到我国的司法敢于从容面对公众的监督和批评，真正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正如有位法学博士所言：再审本身是一个进步，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反映了法律对民意的一种尊重，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并非只有程序正义而没有实质正义，严格执行根植于民意的法律并接受民众对于法官是否严格执法的监督，才是法官对民意最好的尊重 [注] 。刘涌一案的再审充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人民对司法公正的有效监督，又产生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法律是一定形态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的体现，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主体，因而法律必须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司法又必须在人民的监督下公开、公正进行。如果法律抛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是部分“权威”强加给人民的信条；如果司法活动不受人民的监督而失去公正，那末法律就将失去在民众中的权威。民不可欺——无论什麽人，打着“权威”旗号也罢、打出“人权”招牌也罢、还是玩弄什麽其他花样，他都不能逾越人民的意志，、超越我国的国情。
3、 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对刘涌案件的网络舆论监督，一方面在法律范畴给予人们很多启示，譬如法律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意志；如何保证司法公正与权威；如何看待死刑等。更重要的是网络舆论监督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有个学者讲，“对刘涌案的再审，网络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网上畅所欲言体现了民众对权威机构的一种评判，在网络上对司法机关的评判则从某一方面体现一种社会的声音。”[注]网络在极大地拓展人们交互空间的同时，又极大地便捷了人们之间的认识与交流，它将成为今后人民自我教育和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那末，人民可以通过网络监督司法活动，为什麽不可以把这个手段扩展到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安全……等等所有领域，都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都应当为人民群众提供网络舆论监督的广阔平台。
二、 网络舆论监督的优越性。
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已经深得民心；像《焦点访谈》、《社会经纬》，及其他中央与各地的报刊、电视反映社会热点、民众疾苦、腐败现象的各种专栏，在揭露社会矛盾、鞭挞违法乱纪、洗雪百姓冤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成为人民信任的 “喉舌”、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反映民情、社情的重要渠道。但是，传统的媒体有它一定的局限性：①时间滞后。民情、民意反映到媒体需要一定的时间，媒体一般要进行核实，然后再履行制作、审批手续，少则数天，多则数月。②广泛性受限。传统媒体由于篇幅、人力、资金、程序等诸多原因，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一般仅限在影响较大或很特殊的典型个案，大量的民情、民意以及事件难得光顾机遇。③交互性差。传统媒体的报道一般呈单向性，来自各方面的评论、反馈、辩解及信息不能及时沟通交流。④成本高。公开发行的报刊的版面价格很贵，电视台制作新闻节目的成本更高，如果按照节目播出时间计算更为昂贵。⑤监督主体偏移。对国家事务和国家权力的监督，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是一个广泛的集合概念。媒体行使监督实际是代表人民的，然而由于它的局限性，在民众心目中媒体成为了监督主体。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则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1、 监督主体的素质较高。利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意愿的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有一定的知识和表达能力,关心国家和社会事务,具有较强的参政意识与维权意识,分析问题有一定的深度，他们是社会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其中年青人又据多数，思想活跃，容易接受和传播新鲜事物。通过互联网听一听这些人的反馈意见，对于推进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去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7950万，职业分布广泛。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评价，不仅参与人多，而且面广，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评论都能得到集中反馈。
3、 人们的意愿和看法可以更真实、充分地表达。一般说传统的媒介对民情、民意总有个加工、筛选，往往一些更真实、一手的舆论、呼声得不到传达，而互联网就取消了这道 “工序”。如果把传统媒介比喻为“记名投票”的话，那麽互联网就是“无记名投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便于人们无拘束地发言，真实表现自己。
4、 具有空前快捷的特点。互联网是个电子的虚拟世界，它传播信息的速度不是以天数、小时为分母，而是按秒计算。海南发生的事情，在几秒钟内通过互联网，图文并茂地发布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不会发生传统媒介的那些昂贵费用。
5、 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对同一问题相互了解观点、展开讨论；既可以成本大套、连篇累牍，也可以短小精炼、一针见血；还可以组织 “专家访谈”，以至于组织问卷调查和反馈。
由于互联网具有这些优越性，利用这种先进的手段实现司法与行政活动的人民监督，就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有一位学者评论说：让人民通过网络发言是一种必然和进步，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人民权益进一步的“最大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注3」给人民以发言的自由和让人民掌握法律武器同等重要，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这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让网络舆论监督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吧！
当然，网络媒介既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又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公开性是指网上的信息可以共享；私密性是指在网上发布评论、消息的人完全可以隐匿真实性名和身份。正因为如此，有人指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它推动文明进步的一面，也常夹杂着耸人听闻得谣言和不满情绪的渲泻。这些内容在网上广泛传播，影响很坏。所以加强网络的规范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三、正确对待网络监督。
尽管网络监督目前仍存在某些缺陷，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看法，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作用。2003年，网络媒体所显示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了最充分最有效的体现,众多新闻事件，如孙志刚事件、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刘涌案件、宝马汽车撞人案等等，都在网络上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接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评判监督，深深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人民大众参政意识空前高涨，使各种事件的发展得到了最深刻的推动，不但影响着政府决策，而且涉及了法律的变革。党和政府日益重视网络媒体反映的民众呼声和意见，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对几位北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这表明网络媒体公信力日益凸显。网络监督已经不可阻挡，因为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是“现代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的必然”。我们应当对网络监督有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并且不断地使其规范和完善。
1、 网络舆论监督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总纲明确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宪法》 第三十五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权利采取最便利的方式和手段，保障自己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保障人民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网络监督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便捷而有效手段，它当然要受到宪法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评价网上的争论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
2、 网络舆论监督是现代文明的体现。
现代文明的社会，不仅表现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文明化，尤其政治文明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政治文明首先表现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人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倡议都能受到关注和发挥作用。依赖现代数字技术而实现的互联网传输、交流手段，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充分实现民主又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网络监督正是这种现代科技同现代民主的恰到好处的结合，它为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人民权益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平台，是现代文明的体现。否定网络的意义，就如同愚昧时代否定“日心说”、清政府视火车为“怪物”、落后的文化禁锢电影、电视；否定网络监督也可以视为“叶公好龙”式的民主心态。
3、 网络舆论监督是公民自我教育的方式。
网络媒体是交流传播各种知识和社会信息之现代化工具，它具有广泛性、社会性、世界性等主要特征，他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了解天下大事的主要渠道。我们看到，在网络监督的过程中，人们也在相互交流信息和知识，在参与中学习、在参与中互补，在参与中提高素养。对于个别不负责任、偏离事实和公德的网上言论，人们也在进行批评或抨击。正义、法律、公德、知识在自发传播，这是主流；恰恰是这种自愿参与的活动，更有效地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同时也真实反馈了人们道德的水准，让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导向有的放矢。
4、 网络舆论监督是民主、公开、平等的推动力。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政治上的民主、公开和平等，这正是网络监督的前提和目标。网络监督的前提是要求政治公开（也包括司法与行政的公开），公开才有公正。政治的民主化、公开化、法制化、科学化以及政治的高效、清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政治公开化就是要增强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涉及国家机密和国防机密外），消除政治的封闭性和神秘色彩，消除程序上、技术上和地域上的限制，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网络更好地了解政治过程，更好地知政议政和参政，实现各种民主权利。没有政治的公开化，就很难保证政治民主化，政治清廉也会受到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也就无从谈起。
5、 对网络舆论监督应进行规范和正确引导。
互联网承担着传播知识、信息，弘扬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神圣社会职责，作为发布部门的大量社会信息应当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关部门应该审时度势，加强正面引导。网络规范和道德的形成，主要靠教育和引导，靠所有网民的自律；2001年5月湖南创建了《红网》，作为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新闻和综合网站，拥有了中国第一批专业网络记者，在红网的“社区论坛”，邀请了诸多的专家、学者作为常年特邀嘉宾，进行各种建设性的探讨和评论，引导论坛舆论导向趋向理性化。全社会应当加强互联网诚信与公德教育，形成网络道德公约；网络服务与监管部门以及主流媒体应当主动组织对败坏网络声誉的批判，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净化舆论平台。
6、 建立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的制度与途径。
网络监督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切关注民生、关注国家的事情，总是会经过网络空间摆到各级政府的桌面上。对于这种“新”事物，我们的各级政府应当给与高度重视和恰当地应用了。有人建议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认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应当扩大到司法和和一切政治领域，还应当制定必要的对监督渠道进行规范的章程。譬如：国家信息公开制度——接受人民的监督，首先要实现公开，国家司法、行政、经济等部门哪些信息必须或应当公开，通过哪些渠道公开，谁来监督执行；如许多地方纷纷创建“政务网”、“警务网”“市长信箱”等，为人民提供了方便之门。吉林省省长洪虎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政府要将自己的工作向媒体公开，媒体要监督政府的工作。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政府应该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监督政府，重点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像我，就是你们的重点监督对象。社会反馈制度——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重视从互联网了解民情，全国人民抗击“非典”时，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对几位北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各级政府是否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制度，人民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和方式发表意见、建议，谁来收集来自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如何建立畅通的相互反馈路径。湖南《红网》的“百姓呼声”已成为百姓心中的名牌栏目，群众可以在网上投诉求助，由红网记者及联动媒体记者调查，并直接回复投诉人；群众还可参与进行评论和法律咨询等，使网络的互动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违法追究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12月通过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利用互联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规定了处罚。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利用互联网时，都要遵纪守法，抵制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有害信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实施的各种犯罪活动。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与信息安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各地政府可以根据这个决定制定细则和一些必要的制度，使网络监督进入良性运行。各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当肩负起网络监督立法的重任。
总之，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等等领域，都因互联网的加盟而大开眼界、五彩缤纷。它是现代科技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因势而用之，受益无限；逆势而拒之，后患无穷。现代政治文明与现代化民主手段的结合，将创造一个真正健康、富于活力的现代化社会。

?文中［注］释均引自互联网评论。
参考文献：
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3）
朱兵：《谈中国网络媒体的主要社会责任》（2003中国网络媒体大讨论）




浅谈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
崔照铭

内容提要：执行回转的有关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条有明确规定。本文作者从执行回转的概念、引起的条件、 采取的措施、 责任的追究、立法上的缺陷、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执行回转、制度完善
关于执行回转制度，在日常执行工作中遇到的案子相对而言较少，因此对此的研究、探讨也相对少一些，关于执行回转的有关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条有明确规定。在此笔者关于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 执行回转的概念
关于执行回转，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就执行回转作了原则性规定。执行回转又称再执行，是指在案件执行完毕后，因据以执行的依据法律文书被依法撤销，由执行人员采取措施，强制一方当事人将执行所得到的利益退还给原来被执行人，恢复到执行程序开始前的一种制度。
二、 发生执行回转的原因
执行回转是执行程序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执行完毕后，执行权利人的利益得以实现，执行程序也宣告结束，不会产生回转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执行回转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发生执行回转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先予执行的裁定，在执行完毕后，被本院的生效判决或者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所撤销，因先予执行而取得财物的一方当事人应将执行所得返还给对方当事人。二是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裁定，在执行完毕后，该判决、裁定又被本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经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后被依法撤销或变更，对因执行原判决、裁定而获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也应采取执行回转的措施。三是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在执行完毕后，又因程序违法、或违背法律有关规定，被人民法院撤销的，也应由人民法院采取执行回转措施，责令一方当事人将执行所得返还给对方当事人。例如，仲裁裁决书，公证机关所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执行回转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项必要的补救制度，目的在于纠正因执行根据错误而导致的执行工作的失误，使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回转制度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有错必纠的工作作风和高度责任感。①
三、启动执行回转程序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及《规定》第一百零九条、一百一十条对执行回转作了明确规定，执行回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执行程序已经进行完毕。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形式要件。如果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执行根据有错误，执行人员可以报院长批准中止执行，也就不会产生执行回转的问题。(2)执行根据被依法撤销。这是产生执行回转的实质要件。执行程序的发生以有执行根据为前提，即是强制实现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程序。正确的执行根据在执行完毕后，是不会产生执行回转的，而一旦执行根据有错误，依法定程序被撤销，执行根据中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即失去了其合法根据。那么，将错误的执行根据执行完毕，自然就会产生执行回转的问题。(3)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执行中，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人民法院应根据新的生效法律文书执行回转。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四、执行回转财产的范围
执行回转不仅仅是回转原标的物，依据错误执行根据取得财产的一方应依法返还原财产，并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财产损失。有时候执行回转的权利人常常提出既要返还财产和赔偿直接损失，又要赔偿因此造成的间接损失的请求。执行回转如何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棘手问题。关于这点笔者有以下看法。
第一，关于直接损失的赔偿。处理执行回转案件，原财产存在的，一般是简单的返还原物；财产灭失或损坏的，按原价赔偿损失。根据民事诉讼法申请再审时限为两年的规定和客观存在的超审限审判的因素，执行回转往往是在法院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更长时间后才发生的，原财产存在的可能性很小，绝大部分已处置、毁损或灭失，因此，支付赔偿金是承担执行回转经济责任的主要方式。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物价经常波动，原财产也随之发生贬值或升值情况，这就要求处理执行回转案件时，对原财产价值作出比较后合理的评价。原财产在执行回转时升值，返还财产即可。原财产虽然存在，但在执行回转时已贬值，除返还财产外，还应赔偿财产在原执行时的价格与回转时价格的差价损失。原财产已经消耗或损坏的，应赔偿因此产生的直接损失。原财产价格下跌，按原执行时的价格赔偿；价格上涨，按全国同类财产的同期价格赔偿。
第二，关于间接损失的赔偿。在执行回转中，间接损失往往超出了执行回转的范围，加之无标准计算，实际上一般不予执行。笔者到认为对赔偿间接损失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某些执行回转案件，应考虑赔偿间接损失。主要依据有：一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与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收益，但不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经济利益或者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3、146、147条也有类似间接损失的特别规定。二是间接损失属于执行回转的财产范围。权益人的财产整体利益包括原财产本身的价值和利用原物获取的经济利益，即间接收益。但由于财产被错误执行，所产生的间接收益也就为错误占有者所有。当发生执行回转情况，从反证角度看，间接收益本来应属于合法权益人而非他人所有，此时执行回转权利人，即赔偿间接损失。但是，间接损失的赔偿应限于什么范围？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赔偿间接损失的范围较窄，存在形式有：1、利用财产获取间接收益的。在原财产执行的前时间原权利人利用财产具有连续营利的行为，执行回转时应当计算间接损失。但是，如果原执行的权利人占有财产闭置，使本可取得的收益并未取得，应不应该考虑赔偿间接损失？依笔者之见，上述原权利人未获得间接收益，是其过错造成的，即使没有履行能力，用于执行回转存在着司法赔偿因素，也不能免除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但可以减少赔偿数额。这样才能对司法错误实行有效的监督矫正。2、原物有法定利息，自然孽息。如货款被错误占用造成的利息损失，果树自然长出的果实被所有人收益，在执行回转时应当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从财产性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正常利用明显可以取得间接收益，在执行回转时可考虑间接损失的赔偿。另一类是不明显或不一定带来间接利益的财产，可不考虑赔偿间接损失。间接损失赔多少，以原执行前后时间计，双方当事人分别利用财产上赚取纯利数额作为参考。法院确认回转义务人的收益时间，实际是侵权时间，根据民法规定，应当始于原财产执行之日至财产回转之日上。②
五、执行回转的措施
执行回转的目的在于保护原被执行人的权益，本质上仍然是特殊情况下的执行。所有同的是，当事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被执行人在执行回转中成为执行权利人，原执行权利人则成为被执行人。《规定》第109条规定执行回转应重新立案，适用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
执行回转也必须要有执行根据，即撤销原法律文书以后所形成的新的法律文书这个新法律文书中应写明原执行权利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如果原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则应按照《规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如下办法：是款项的退还款项；是特定物的退还原物；不能退还原物的，可折款抵偿；回转的标的有孳息的，应一并执行回转。当事人若对抗执行者的，该采取强制措施的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强制措施，以维护合法利益人的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原申请执行人在执行完毕后，将所取得的物品转让给了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除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通知第三人交出原物，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外，还应考虑到原申请执行人对该财物的转让是属于合法转让还是属于非法转让的问题；考虑第三人在取得该财产时主观上有无过错等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
六、 回转责任的追究
原执行依据被撤销，财产已执行完结，是执行回转的前提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返还财产和司法赔偿原则是执行回转的责任承担方式。那么执行回转时回转权利人是不是可以任意选择向对方当事人或审判机关提出财产回转请求呢？笔者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和原财产占有受益情况，首先应适用当事人返还财产原则。因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主体是平等的，原财产被原执行权利人占有、使用并收益，回转权利人应首先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请求。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财产，如不返还强制执行其返还。直接、间接损失的赔偿，应当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判决确认。在执行回转中，回转义务人死亡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74条的规定，遗产继承人是被执行人。权利与义务是平等的，原财产的受益人是财产回转义务人，回转的义务人以原财产受益的份额为限。是单位承担回转义务的，单位如发生分产、合并的，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意见第271条之规定，由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当执行回转义务人无力清偿财产时，方可适用司法赔偿救济制度原则。回转权利人可向有赔偿义务的审判机关提出司法赔偿请求。当回转义务人无力承担回转义务时，人民法院承担相应的财产回转义务，使执行回转有了根本保障。但并不是所有的司法赔偿都属于执行回转的范围，根据执行回转的前提要求，执行回转中的司法赔偿，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范围。执行回转中的执行错误包括：1、原法院判决裁定错误，执行必然错误，造成财产损失的。2、原其他法律文书错误码，执行必然错误，造成财产损失的。这些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四、三十一条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和二百一十八条对仲裁、公证执行案件的审查制度责任规定，因错误的公证、仲裁法律文书出现的执行错误，应由人民法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目前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有限的制约，人民法院只能实行有限的执行回转司法赔偿。
七、执行回转立法上的缺陷
执行回转，在现实中有时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有这样一案件。某镇政府作出了对黄某夫妇各征收五千元共一万元计划外生育费的处罚决定后，黄某夫妇没有按期履行，该镇政府向法院依法申请执行，法院向被执行人黄某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行政裁定书各一份，送达时黄某对超生提出异议，并拒绝签字。后法院将黄某在信用社的1000元存款扣划至法院，镇政府从法院领取了该兑现款。而黄某向该镇的上级政府提出复议申请，上级政府认为黄某符合生育第二胎的有关规定，镇政府在制作和送达处罚决定书等在程序上均有问题，上级政府撤销了镇政府的处罚决定，因此黄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的申请。得知黄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回转申请后，该镇政府以同样的处罚决定书（填空式，不是一个文件号）又一次对黄某作出了相同的处罚，收到处罚决定书后，黄某依法向法院对镇政府的第二份处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对此案立案受理。
　对黄某的执行回转案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该执行回转；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中止该案的执行。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乡政府向法律申请执行黄某的（2001）第6号处罚决定书在黄某申请复议后已被上级政府撤销，原案的执行依据归于消灭，由于已根据被撤销的6号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因此该案必须执行回转。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该案应中止执行，待行政诉讼结案后一并处理，其依据是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该法条是执行回转的唯一法律规定，该规定是明确的即只能是“被法院撤销”的“有错的法律文书”，而不是被其他机关撤销的法律文书，本案乡政府处罚决定书是在法院执行完毕后由乡政府的上级主管部门经行政复议被撤销，与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不相符，不能适用该法律，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中止诉讼”，本案黄某虽然是对其乡政府第2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但该行政诉讼依然涉及第1次行政处罚决定，两案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案应中止执行。该案虽然简单，但暴露了我们立法上的一些疏漏，如执行回转依据的立法漏洞，执行回转在民诉法中只有一条，即第二百一十四条，该条限定了执行回转只能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本案法院执行的是政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执行完毕后该处罚决定书因某种原因被政府撤销了，执行失去了依据，但又不符合“被人民法院撤销”的执行回转的条件，因此该法条对执行回转依据例外没有进行限定是一大漏洞，这些问题由于在实践司法活动中不能由司法人员随意选用，必须从立法上加以解决。③
八、执行回转制度的完善
执行回转制度，我认为从立法上应该进行系统的完善，让执行人员在具体的案件执行中有法可依。一是规范立案程序，明确规定执行回转程序只能由当事人到法院立案才能启动。二是明确规定执行回转财产的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以及标的物产生的利息、孽息。三是明确规定启动执行回转程序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四是明确规定除法律文书外，法院撤销非诉文书撤销、仲裁文书或者有关机关依法撤销的也是引起执行回转制度的依据。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邮编257500联系电话：0546-2581258
参考文章：
① 常怡主编的《民事诉讼法学》
② 温世成的撰写《执行回转的财产范围及其责任承担》
③ 何月文撰写的《该案应中止执行还是执行回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