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检察机关立案后的民事申诉案可建议法院暂停执行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第185条规定了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应当抗诉的条件。但由于《民事诉讼法》第178条又规定了当事人向原审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不停止判决、裁定了执行。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弊端，就是当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时，只能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这种单一事后的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使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这种事后监督的方式具有很多局限性，难以避免错误的生效的判决、裁定带来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案件要经过同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上级法院审查后转由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案件周转时间转长，一些错误的判决的执行必将给当事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例如我科98年办理的张显庭和申国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我院在受理后经立案审查，认为申诉人张显庭的申诉理由成立，就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由于申诉案件不影响法院原判决的执行，县人民法院对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给予司法拘留15日，待到市检察院提出抗诉，县人民法院已对该当事人执行完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已受到了严重损害。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民事诉讼关于检察监督的立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有没有一种更方便、更及时的监督手段来纠正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呢？笔者认为检察建议前置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检、法两家在严肃执行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首先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自行纠正，这样的纠正比较迅速，有利于社会稳定，二是能够大量减少冤假错案，使抗诉后改判的案件执行避免了错误执行，可以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只要申诉案件一经立案审查，这就说明有抗诉的可能，那么作为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来讲，就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暂停执行检察建议，从而达到执法严肃，执法公正的目的。
检察建议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在实践中的探索形成的一种监督方式，《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7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情形，并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的明文认可。这就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
检察建议前置就是人民检察院在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后，发现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在审判过程中的错误，认为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成立，需要抗诉的，就可以用检察建议的方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建议人民法院暂时停止对这一案件的执行。检察建议前置的必要性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再审的案件不影响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而人检察院受理的申诉案件只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确认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是错误的，必须要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提出抗诉。但检察院一般要经过两级审查后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要经过两级有时三级法院审理才能做出判决，中途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法院一接到抗诉案件，必定要依法作出中止执行的裁定，这也就说明中止执行是必然的。但一些案件等到这时，对当事人来说已损失殆尽，意义无存了。像上述案例，检察机关在抗诉，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诉人张显庭被县人民法院强行拘留15日，抗诉改判后谁又会对他的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承担责任？申诉人张显庭的冤屈又向谁申诉？如果法院执行的标的是动产，比如是存款、票证等，抗诉改判后还可执行回转。如果法院执行的是不动产呢？比如是一栋价值数十万元楼房呢？抗诉改判后如何回转执行？造成的损失由谁来弥补？造成的后果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一错误必将涉及到赔偿问题，我们的及时建议就可减少法院不必要的损失赔偿。
二是能增强基层检察院的工作责任感。
检察建议前置，有效地解决了基层检察院行使事后监督的问题，使基层检察院真正担负起监督的职责，这样对于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审判的违法、错误是极为有利的，同时把大量的矛盾解决在了基层，避免了矛盾上交，对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由于它是向同级人法院提出，由法院自行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因此比抗诉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加易于被原审法院接受，同时比等判决、裁定生效后再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来的及时、有力，因此它的作用也会更大。
检察建不是抗诉的前置程序，也不是必须采用的结案方式。检察建议前置是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修正，也是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必要补充。它是审判过程中及判决后与同级法院协商性质的监督。因此，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实的存在，就可发检察建议。法院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应当裁定对民生效的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这样既体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也体现了人民法院乐于接受监督，闻错即改的作风，同时也消除了败诉方当事人对法院再审的顾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检察建议前置是一种比抗诉更灵活、更直接的监督手段，它使检察监督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更加有利于调动基层检察院搞好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审判中的错误，只要不影响实体判决，不影响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的行使，检察机关一般不应主动干预，但涉及冻结财产、扣押变卖财产，强行划拨存款等实体处理问题而又确有错误时，检察机关应当行使职权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暂停执行。这在实际工作中是行之有效的，是符合宪法和法律精神的，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

047600 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检察院 冯强 王爱玲
联系电话：0355—6564005 6560485



明星为商家提供代言服务，多年来已经成为明星或其经纪团队充分利用明星效应实现利益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代言服务合同，则是拴起明星及商家的重要纽带，如何有效实现双方的经济利益，实现共赢，且不在任何一方缺失商业信用时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己方的利益，或最求利益最大化，合同条款无疑是最主要的工具或武器，同时，合同条款约定清晰、明确是双方顺利合作的重要基础。除了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之外，程序性权利也同等重要，譬如选择不同的解决争议的管辖法院，对于合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有着重要影响，但有时出于各种因素，可能合同条款中未能明确地作出该项约定，导致出现争议时，一方以自己的理解或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解释选择起诉法院，难免在诉讼之处，即产生管辖权的争议。笔者拟在法律实务中遇到的案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所有真实姓名及名称、地点均已隐去替代），通过本文作简要探讨。
【案情简要介绍】
某知名的一线明星S，受聘担任W商家的产品代言。双方在履约过程中，W以S违约为由，在本地法院提出违约之诉，将S诉上法庭。双方在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约定的管辖条款为：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据此，W选择了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由于S所在地距离W当地法院路程遥远，选择在当地应诉，势必带来极大的诉讼成本，因此，S一方在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对于本案，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焦点问题：
一、合同是否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中双方约定，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
S一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而W一方则认为，条款“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该句因北京市有多个基层法院，导致该句的表述是不明的，无法执行的，因此应当是无效的；只有“W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是明确而且唯一的，能够确定的，因此，“如因该合同产生纠纷，则提交W所在地或北京市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裁决”的约定，实际上可执行的效力只是“提交W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裁决”。
乍一看，W的辩解意见颇有有理，但细想便可发现，W一方实际上变相地玩了文字游戏，以所谓的逻辑改变了双方约定，歪曲了法律规定，其言论也自相矛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依照W的意见，同样可推导出双方实际上就是约定选择了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管辖，且约定不明确，完全符合上述24条的规定情形，因此可认定双方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本案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代言类合同是否适合依照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
首先，广告代言服务合同履行地如何确定。
既然约定无效，确定法院管辖即应当依法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假设合同履行地处于W所在地，则本案依然可以继续由该法院审理。在代言服务类合同履行中，代言合同的履行地如何确定，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合同法》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对履行地约定明确，则双方不易产生争议；在此我们探讨约定不明确或根本无合同履行地约定的情形。
一般来讲，代言合同中，既为服务合同，提供服务一方可能需要协助拍摄广告（平面广告、影视广告等），可能需要配合出席活动等。多项服务义务中，各项义务极有可能无主次之分，对商家同等重要。如果各项义务的履行地分布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区域，譬如拍摄平面广告在A地，拍摄影视广告在B地，出席活动又分别发生在C、D、E城市，又该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在这种情形下，多个地区都是合同的实际履行地，但又无法界定出哪里为合同的主要履行地。这时，如果非要围绕合同履行地去进行争议管辖法院的确定，则需要合同双方各自充分举证对自己有利的履行地凭证。
在本文提及的W诉S一案中，双方并未对履行地点作出约定或达成补充协议，且从合同其他条款中也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根据《合同法》62条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显然，该案W一方人诉求中所主张之合同义务，属于“其他标的”，合同履行地应当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S作为此案原告方所主张的合同义务履行方，其所在地应当为法律规定中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依照该原则，本案也不应为W一方所在地法院所管辖。

其次，类似案件如何依法确定管辖法院。
假设双方均无法明确合同履行地，此时，我们认为该案不适宜采用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广告代言服务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其合同义务的实际履行具有复杂性。在当事人未就合同履行地作出约定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法规或惯例也难以确定合同履行地。因此，我们认为，基于该类合同产生的纠纷不宜采用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法院，而应当采用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1996年9月12日）第三条“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民诉法赋予当事人“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的双重选择，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上述条款，最高院认为如果合同履行地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即排除以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由于代言合同的特殊性，对合同履行地难确实以把握，若坚持以合同履行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势必因个人的主观判断有失偏颇，丧失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也不符合合同履行地管辖原则的立法精神。因此，我们认为，此类案件应当直接依据“被告住所地”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田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