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家”的法学成就 ——关于《梁启超法学文集》

范忠信

　 编者按：我们已走进一个新的世纪，虽然广播、电视、网络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滚滚而来已令人目不暇接，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书籍的独特价值，书籍是知识的海洋，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在我们将目光投注在我国法学图书上之时，我们由衷地感叹如今的法学书籍已经是林林总总、异彩纷呈，其中有国外法学名家的译本、有先哲前贤的文集、有大批中青年法学专家、学者呕心沥血的著作。这些智慧的结晶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它们不仅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也为广大民众法律知识的提高奉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有鉴于此，我们推出“读书”专版向读者介绍我国2000年新出版的几部法学书籍。当然这些书籍虽都精彩绝伦，但并不能代表2000年新出版的优秀法学图书之全部。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向本报推荐所有法学方面的好书名作，我们将定期刊出，使这些精品从书架楼阁真正走向每一个人的心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安徽省人大


安徽省全民国防教育条例
省人大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促进国防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的国家机关、部队、学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
第三条 国防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观念、国防理论、国防知识的全民性教育，目的是增强公民国防意识，启发公民自觉履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其它国防义务。
第四条 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第五条 开展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二章 教育对象、内容和方法
第六条 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均应接受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分为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高等院校、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接受重点教育；其他公民接受普及教育。
第七条 接受国防教育的公民应当了解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学习国防历史和地理、人民防空等国防知识。接受重点教育的对象还应当学习国防理论、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和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等知识。
第八条 国防教育应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进行：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通过参加各类干部学校、训练班学习和报告会等形式接受国防教育；
（二）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根据国家军事机关的规定接受国防教育；
（三）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凡已按照学生军训大纲开展军训的，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形式组织进行国防教育；未开展军训的应把国防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计划，结合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进行国防教育；
（四）初级中学和小学应当把国防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内容，结合各学科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
（五）对其他公民应结合政治思想教育、普法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进行国防教育。
第九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及其他文化宣传部门，应在国防教育委员会的统一组织、指导下，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第三章 组织领导
第十条 省、市（地区）、县（市、市辖区）设立国防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管理国防教育工作。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本级军事机关和宣传、教育、体育、民政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人员组成。
第十一条 国防教育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制定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国防教育规划：
（三）研究和解决本行政区国防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检查指导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第十二条 国防教育办事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本行政区国防教育规划的具体实施工作；
（二）负责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三）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内国防教育师资培训；
（四）组织国防教育理论研究活动，总结推广开展国防教育的经验，宣传先进典型；
（五）办理本级国防教育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具体工作。
第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国防教育规划，实施城乡居民的国防普及教育。
第十四条 驻本省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地方开展国防教育。

第四章 教育保障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国防教育任务和财力情况，将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年度财政计划。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应本着节俭的原则，合理使用本级国防教育经费。
第十六条 国防教育的师资可从下列人员中选任：
（一）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学校教师；
（二）人民武装部门和人防战备部门工作人员、转业复员军人以及民兵预备役骨干；
（三）现役军官、军事院校的教员和军队离退休干部。
第十七条 国防教育的教材由省国防教育委员会选定或编写。
第十八条 开展国防教育可以运用院校、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历史旧址、烈士陵园、体育场馆等场所．有条件的地方可办少年军校、预备役军人学校和国防教育园。

第五章 奖励与惩处
第十九条 各级国防教育委员会对本行政区的国防教育情况应进行监督、考察。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二十条 对拒不接受国防教育的公民应给予批评教育。对拒不完成国防教育任务的单位，应追究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扰乱国防教育秩序、破坏国防教育场所和设备，不得克扣、挪用、侵吞国防教育经费。违者，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国防教育委员会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1年10月21日